以下是為大家整理的關于白巖松先生的超經(jīng)典勵志名言語錄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有人說，十三億中國人當中，有一億多人把各種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選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還有一億多人，說他們信仰共產(chǎn)主義，再然后，就沒了。也就是說，近十一億中國人沒有任何信仰。這需要我們擔心嗎？其實，千百年來，中國人也并沒有直接把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在這方面，我們相當多人是懷著一種臨時抱佛腳的態(tài)度，有求時，點了香帶著錢去許愿；成了，去還愿，而已。但中國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沒文化，我們的信仰一直藏在雜糅后的中國文化里，藏在爺爺奶奶講給我們的故事里，藏在唐詩和宋詞之中，也藏在人們日常的行為禮儀之中。于是，中國人曾經(jīng)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適可而止。所以，在中國，談到信仰，與宗教有關，更與宗教無關。那是中國人才會明白的一種執(zhí)著，但可能，我們這代人終于不再明白。從五四運動到文化*，所有這一切被摧毀得蕩然無存，我們也終于成了一群再沒有信仰的孩子。這個時候，改革拉開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在沒有信仰的心靈空地放肆地奔騰。于是，那些我們聽說和沒聽說過的各種怪異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們身邊上演，我們每一個人，是制造者，卻也同時，是這種痛苦的承受者。幸福怎么會在這個時候來到我們的身邊呢？ 《幸福在哪里》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對這三個問題的挑戰(zhàn)？中國三十余年的改革，初的二十多年，目標很物化，小康、溫飽、翻兩番，解決人與物之間的問題，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個個體，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來身上。這些物化的目標陸續(xù)實現(xiàn)，但中國人也逐漸發(fā)現(xiàn)，幸福并沒有伴隨著物質如約而來，整個人群中，充滿著抱怨之聲，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窮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們似乎更加焦慮，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傳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鬧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總鬧些大事，不顧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財富有一天就不算數(shù)了；窮人也不安，自己與孩子的境遇會改變嗎？就在這抱怨、焦慮和不安之中，幸福，終于成了一個大問題。這個時候，和諧社會的目標提了出來，其實，這是想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力圖讓人們更靠近幸福的舉動。不過，就在為此而努力的同時，一個更大的挑戰(zhàn)隨之而來。在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度里，我們該如何解決與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我們人群中的核心價值觀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園在哪里？我們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幣嗎？我們的痛苦與焦慮，社會上的亂像與功利，是不是都與此有關？而我們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與此有關？幸福，成了眼下大問題的同時，也成了未來重要的目標。可是，幸福在哪里？ 《幸福在哪里》
1993年，我剛剛走進《東方時空》，制片人時間告訴我：“有兩件事是忌諱，不能做。一是要堅決去掉形容詞，二是不要叫被采訪對象為老師?！睘槭裁匆サ粜稳菰~？我們是做新聞的，而形容詞的作用是修飾，生活不需要修飾，不管是好還是不好，新聞都該客觀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詞來粉飾太平或刻意打壓。為什么不許叫被采訪者為老師？因為我們不能把觀眾提前預設為學生，電視不是讓觀眾來聽課，我們與觀眾，我們與被采訪者，觀眾與被采訪者，都該是一種平視并平等的關系。于是，我記住了，一記就是十幾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碼時常反省。時間長了，又有所悟，感覺這兩個要求不僅是在說如何做電視做新聞，或許對社會也有用，當然，也與做人有關。然而，時常讓人疑惑的是，這兩個提醒，對于今天很多年輕的同行來說，依然新鮮，顯然，它在當下還有價值。沒辦法，形容詞在新聞里總是隨處可見，“老師”的稱謂被進一步泛濫著，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卻少了。也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許是大家都更實際或更麻木，于是，時代經(jīng)常被熱烈地贊美并形容著。不是時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時代應當聽得到更多的批評和憂患，聽得到監(jiān)督中的理想，聽得到面對批評與監(jiān)督時，時代特有的堅強與自信。我們不是時代的學生，時代更不該是我們求學時為得高分而寫下的虛假作文?？礃樱畮啄赀^去，依然有必要舊話重提。
十幾年前，剛做電視，給自己寫了九個字，沒用紙和筆，而是用心，這九個字是：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這九個字在當時意味著一種想改變的雄心，當然，也來自對當時媒體話語狀況的不滿。在各種媒體之中，空話、套話滿天飛，動則祖國、人民、世界、夢想，宏大得無邊無際，也就難以走近人心；而在新聞中，只有事件，只有對與錯、黑與白、好與壞，卻沒有復雜的中間地帶尤其是沒有“人”，新聞成了難以觸摸的展品，而傳媒人，則時常如墻頭草順風倒，或仰視或俯視，很難獨自站立獨立思考；正是當時大量存在的這種現(xiàn)狀，讓自己與同仁，拿出“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這九個字提醒自己。十幾年過去，在進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堅持，周遭也在變化，相當多的傳媒與傳媒人，成為這九個字的同行者。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空洞的套話依然存在，但你必須相信，改變是艱難和緩慢的，然而畢竟在變。2008年，我四十歲，這是一個奇怪的年齡。向過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終點依稀可見。而對于人生來說，再鼓起勇氣，還有新的高度可邁進，想放棄，也就麻木中順坡而下。人到中年，總該重新打量一下，是就這樣了吧，還是要再出發(fā)？于是，那一年，我送給了自己十二個字：捍衛(wèi)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我當然知道，這十二個字不只屬于自己，實現(xiàn)起來，可比十幾年前的九個字難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輩子去為此努力。當然，對于中國來說，這時間可能更長。 —— 白巖松經(jīng)典語錄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現(xiàn)今時代的青春卻擁有肉眼可見的艱難。時代讓正青春的人們必須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車子與職場上的游刃有余?？蛇@樣的成功說起來容易，實現(xiàn)起來難，像新的三座大山，壓得青春年華喘不過氣來，甚至連愛情都成了難題。青春應當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與現(xiàn)實，可現(xiàn)今的年輕人卻不敢也不能。房價不斷上漲，甚至讓人產(chǎn)生錯覺：“總理說了不算，總經(jīng)理說了才算。”后來總經(jīng)理們太過分，總理急了，這房價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腳步。房價已不是經(jīng)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也許短期內房價會表態(tài)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會對房價真正下跌抱樂觀態(tài)度嗎？更何況房價動不動就三萬四萬一平米，它降不降還跟普通人有關系嗎？所以，熱了《蝸居》。而《暗算》的另類流行，又暴露著職場中的生存不易，論資排輩經(jīng)過短暫退卻，重又占據(jù)上風，青春，在辦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張揚，不大的年齡卻老張老李的模樣。至于蟻族們，在高漲的房價和越來越難實現(xiàn)的理想面前，或許都在重聽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當你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或許逃離北上廣，回到還算安靜的老家才是出路？浪漫固然可愛，然而面對女友輕蔑一笑之后的轉身離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還能有怎樣的說服力？如果一個時代里，青春正萬分艱難地被壓抑著，這時代，怎樣才可以朝氣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們率先拋棄了理想，時代的未來又是什么？ 《幸福在哪里》
有人說，十三億中國人當中，有一億多人把各種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選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還有一億多人，說他們信仰共產(chǎn)主義，再然后，就沒了。也就是說，近十一億中國人沒有任何信仰。這需要我們擔心嗎？其實，千百年來，中國人也并沒有直接把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在這方面，我們相當多人是懷著一種臨時抱佛腳的態(tài)度，有求時，點了香帶著錢去許愿；成了，去還愿，而已。但中國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沒文化，我們的信仰一直藏在雜糅后的中國文化里，藏在爺爺奶奶講給我們的故事里，藏在唐詩和宋詞之中，也藏在人們日常的行為禮儀之中。于是，中國人曾經(jīng)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適可而止。所以，在中國，談到信仰，與宗教有關，更與宗教無關。那是中國人才會明白的一種執(zhí)著，但可能，我們這代人終于不再明白。從五四運動到文化*，所有這一切被摧毀得蕩然無存，我們也終于成了一群再沒有信仰的孩子。這個時候，改革拉開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在沒有信仰的心靈空地放肆地奔騰。于是，那些我們聽說和沒聽說過的各種怪異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們身邊上演，我們每一個人，是制造者，卻也同時，是這種痛苦的承受者。幸福怎么會在這個時候來到我們的身邊呢？ 《幸福在哪里》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對這三個問題的挑戰(zhàn)？中國三十余年的改革，初的二十多年，目標很物化，小康、溫飽、翻兩番，解決人與物之間的問題，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個個體，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來身上。這些物化的目標陸續(xù)實現(xiàn)，但中國人也逐漸發(fā)現(xiàn)，幸福并沒有伴隨著物質如約而來，整個人群中，充滿著抱怨之聲，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窮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們似乎更加焦慮，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傳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鬧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總鬧些大事，不顧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財富有一天就不算數(shù)了；窮人也不安，自己與孩子的境遇會改變嗎？就在這抱怨、焦慮和不安之中，幸福，終于成了一個大問題。這個時候，和諧社會的目標提了出來，其實，這是想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力圖讓人們更靠近幸福的舉動。不過，就在為此而努力的同時，一個更大的挑戰(zhàn)隨之而來。在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度里，我們該如何解決與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我們人群中的核心價值觀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園在哪里？我們的信仰是什么？都信人民幣嗎？我們的痛苦與焦慮，社會上的亂像與功利，是不是都與此有關？而我們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與此有關？幸福，成了眼下大問題的同時，也成了未來重要的目標。可是，幸福在哪里？ 《幸福在哪里》
1993年，我剛剛走進《東方時空》，制片人時間告訴我：“有兩件事是忌諱，不能做。一是要堅決去掉形容詞，二是不要叫被采訪對象為老師?！睘槭裁匆サ粜稳菰~？我們是做新聞的，而形容詞的作用是修飾，生活不需要修飾，不管是好還是不好，新聞都該客觀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詞來粉飾太平或刻意打壓。為什么不許叫被采訪者為老師？因為我們不能把觀眾提前預設為學生，電視不是讓觀眾來聽課，我們與觀眾，我們與被采訪者，觀眾與被采訪者，都該是一種平視并平等的關系。于是，我記住了，一記就是十幾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碼時常反省。時間長了，又有所悟，感覺這兩個要求不僅是在說如何做電視做新聞，或許對社會也有用，當然，也與做人有關。然而，時常讓人疑惑的是，這兩個提醒，對于今天很多年輕的同行來說，依然新鮮，顯然，它在當下還有價值。沒辦法，形容詞在新聞里總是隨處可見，“老師”的稱謂被進一步泛濫著，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卻少了。也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許是大家都更實際或更麻木，于是，時代經(jīng)常被熱烈地贊美并形容著。不是時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時代應當聽得到更多的批評和憂患，聽得到監(jiān)督中的理想，聽得到面對批評與監(jiān)督時，時代特有的堅強與自信。我們不是時代的學生，時代更不該是我們求學時為得高分而寫下的虛假作文?？礃樱畮啄赀^去，依然有必要舊話重提。
十幾年前，剛做電視，給自己寫了九個字，沒用紙和筆，而是用心，這九個字是：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這九個字在當時意味著一種想改變的雄心，當然，也來自對當時媒體話語狀況的不滿。在各種媒體之中，空話、套話滿天飛，動則祖國、人民、世界、夢想，宏大得無邊無際，也就難以走近人心；而在新聞中，只有事件，只有對與錯、黑與白、好與壞，卻沒有復雜的中間地帶尤其是沒有“人”，新聞成了難以觸摸的展品，而傳媒人，則時常如墻頭草順風倒，或仰視或俯視，很難獨自站立獨立思考；正是當時大量存在的這種現(xiàn)狀，讓自己與同仁，拿出“說人話，關注人，像個人”這九個字提醒自己。十幾年過去，在進步，也在退步；有人在堅持，周遭也在變化，相當多的傳媒與傳媒人，成為這九個字的同行者。雖然在很多情況下，空洞的套話依然存在，但你必須相信，改變是艱難和緩慢的，然而畢竟在變。2008年，我四十歲，這是一個奇怪的年齡。向過去看看，抓得住青春的尾巴；向前看，終點依稀可見。而對于人生來說，再鼓起勇氣，還有新的高度可邁進，想放棄，也就麻木中順坡而下。人到中年，總該重新打量一下，是就這樣了吧，還是要再出發(fā)？于是，那一年，我送給了自己十二個字：捍衛(wèi)常識、建設理性、尋找信仰。我當然知道，這十二個字不只屬于自己，實現(xiàn)起來，可比十幾年前的九個字難多了，但值得用自己的下半輩子去為此努力。當然，對于中國來說，這時間可能更長。 —— 白巖松經(jīng)典語錄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現(xiàn)今時代的青春卻擁有肉眼可見的艱難。時代讓正青春的人們必須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車子與職場上的游刃有余?？蛇@樣的成功說起來容易，實現(xiàn)起來難，像新的三座大山，壓得青春年華喘不過氣來，甚至連愛情都成了難題。青春應當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與現(xiàn)實，可現(xiàn)今的年輕人卻不敢也不能。房價不斷上漲，甚至讓人產(chǎn)生錯覺：“總理說了不算，總經(jīng)理說了才算。”后來總經(jīng)理們太過分，總理急了，這房價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腳步。房價已不是經(jīng)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也許短期內房價會表態(tài)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會對房價真正下跌抱樂觀態(tài)度嗎？更何況房價動不動就三萬四萬一平米，它降不降還跟普通人有關系嗎？所以，熱了《蝸居》。而《暗算》的另類流行，又暴露著職場中的生存不易，論資排輩經(jīng)過短暫退卻，重又占據(jù)上風，青春，在辦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張揚，不大的年齡卻老張老李的模樣。至于蟻族們，在高漲的房價和越來越難實現(xiàn)的理想面前，或許都在重聽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當你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或許逃離北上廣，回到還算安靜的老家才是出路？浪漫固然可愛，然而面對女友輕蔑一笑之后的轉身離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還能有怎樣的說服力？如果一個時代里，青春正萬分艱難地被壓抑著，這時代，怎樣才可以朝氣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們率先拋棄了理想，時代的未來又是什么？ 《幸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