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消息到手時，馮慧案已被移交給鄭州警方處理——這是我迄今為止所了解到得所謂全部的結果，但是對于這條“最近更新”，我卻絲毫不希望它就是整個事情的終局。最初了解到這個事件大約是一周前的一早，我還蒙著頭在被窩里睡覺，我聽見父親語調(diào)高昂地和母親說起一件事情，聲音顫抖得很厲害——后來中午吃飯的時候才知道，是關于馮慧的故事。適逢我即將出國，父親對我說的那個版本里，更多的是對一個即將離開家的、實際也不過比當年的馮慧小了四、五歲的女孩的勸誡，但我想到的卻遠不止這一些。去年冬天我在校內(nèi)模擬聯(lián)合國開會的主題正與人口販賣有關（雖然我最終因故并未出席），而前些日子在《參考消息》上看到的一則新聞以及2007年曾經(jīng)短暫掠過我視線的一部電影所勾起的回憶，更是讓我心充滿了將這一切記錄下來的沖動……
曾經(jīng)，我和所有人一樣，嚴厲甚至是有一些無情地批駁李楊所謂的“偽紀實美學”。當年《盲井》上映的時候我還是未諳世事的幼女，但對于此題材的“性惡”說，即便是在很多年后的高中時代，我也一向置之不理。也因此，二零零七年，當電影《盲山》（所謂“盲系列”的續(xù)篇）出現(xiàn)在柏林，當我第一次看到那個已經(jīng)早就不“熱乎”的熱點——女大學生拐賣事件——之時，我也只是輕描淡寫地瞥過劇照上女主角幽暗中帶有一絲空洞的眼眸，并且習慣性地把它歸到了我習慣中放置這個導演以及他的作品的位置，誠如我從小所被教育所形成的觀念那樣，這種電影的是建立在一種精神空洞的紀實手法之上的，顧名思義，它的社會參考價值太局限，對于精神的力量也是微薄，作為文藝電影而沒有所謂的觀點和聲音，理應是不成功也不值得一看的。但是，當馮慧的故事擺在我面前，那一瞬間驟然在我眼前閃現(xiàn)的，竟然是影片簡介里看到的白雪梅飛向她老農(nóng)“丈夫”的那把菜刀……坦誠地說，如果以中國公映版的微微惆悵的“和諧”為結局，那么也許今天我的這一番議論便會完全和《盲山》無關了，但——二零一零年了，白雪梅命運的債務也許已經(jīng)為她的那把冰冷的刀子所了斷，但是山里的那些女子們在多舛命途上的行進卻覺不會如這個黑暗的結局那樣簡單。是的，她們是不一樣的，可是 20多年過去，許多我們祈望以時間去改變的東西都還是一樣，與那座看不見的山一樣，不僅看不見，也翻不過去。當時，李楊曾經(jīng)想把那部電影命名為《回家路》；如果白雪梅帶著血跡的、終未歸去的路，那么馮慧的呢——也許，橫在馮慧面前的山，絕不僅僅是白雪梅面前的那座而已。而也正是這些綿延不絕的將命運重重閉鎖的山，才讓我的精神為之震動，才讓盲山山頂?shù)墓砘鹬厝?，讓我，拋棄了成為沉默的大多?shù)的一員。
從前，讀著王小波的文字，心想，擠入那個話語圈，大抵不會是我的事情。但我想，馮慧和她的那座看不見的火山（也算得上是王小波所謂的一顆“精神炸彈”）大抵還是讓我燒起來了。不過這次，并不是主動的“想”，而是被動的“不敢不”，興許，也該謝謝導演和他的那根導火線，“盲”這個字讓思想的火花躥得飛快?！? 一、有多少座失掉了光明的山
馮慧案中，究竟有幾座失掉了光明的山？我們知道，唯有解釋清楚了這幾座盲山的存在，才有可能真正揭開整個事情背后的深層問題，才能夠使得我們的感觸不再只是簡單的一聲嘆息，才會找到火把可以照亮的方向。當然，這個問題必須得到逐步的解答。如若我們回顧事件本身，即1988年春天發(fā)生的那起拐賣事件（之所以不稱“案件”，之后還會提到原因，我們也將探討），一座山的輪廓便清晰地浮出水面了?！?BR> 這是引自杭州新聞中心網(wǎng)站，對這段故事的一些描述——“1988年3月，馮慧被外借到華東優(yōu)生協(xié)會，3月被派往鄭州和洛陽送文件。在鄭州火車站，馮慧碰到了一位外表忠厚老實的大媽。大媽腳邊放著10幾包行李，一番交談后，大媽滿臉愁容，說自己在外面批發(fā)了點東西，想回家做小生意，可沒辦法一個人帶這么多行李上火車，希望馮慧能夠幫幫忙。善良的馮慧于是答應了大媽的請求。她提上行李，跟著大媽上了前往菏澤的火車?！边@一走，21歲剛剛踏入社會沒有多少年的馮慧，就過上了整整22年暗無天日的生活。說來也巧，大概那是一月末，《參考消息》上刊載了《聯(lián)合早報》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人對大陸針砭時弊，又在臺灣練兵，實在讓人有幾分啼笑皆非，不過那片文章卻是真的砭得有理，而且于馮慧案，也有在道德里因上的一些關聯(lián)。[1]出于社會良知的一次出手相助，居然成了命運悲劇的開端，這件事情卻不啻為她一人所經(jīng)歷，而且在世面上反復重演。但即便重演，人們的知覺也并沒有因為這些事情的頻發(fā)而感到加倍的警醒，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助人為樂成了高風險活動，因為股票市場頂多也是愿打愿挨的折本，可是扶起一個老人卻面臨著你完全不可預知的災難——敢為者越來越少，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一點點治本之策?；蛘哒f，社會良知、責任感以及抗衡惡勢力的勇氣面對這座長期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道德之山，始終還是弱小的——白雪梅為了藥材和生計才受到誘惑，而馮慧的出發(fā)點卻是完全純潔的：道德是明亮的，盲山的夜卻如同一只巨掌，把繁縟富麗的社會表皮揭開，留下的只有天真的人們的驚愕和整個道德偽裝下蠕動的讓視線紛亂、精神崩潰的蛆蟲。許多人說，如果不是因為當初的善良，也許就沒有如今的痛悔，但白雪梅和當年的那個同濟女生是在行善嗎？善良并不是被欺騙的前提，而真正的良知并也不僅僅是扶起弱者的良知，更是無欺的良知。人們對良知的限定性使得，它成為一種前提性的行為。良知必須建立在善的基礎上，無原則的良知是沒有任何實際效力的，甚至是極端危險的：但是，消極地把這種善良稱作現(xiàn)世的“愚蠢”，恐怕才是人類文明的倒退。我們曾經(jīng)高舉的Humanism，不應因為極致的所謂理性而成為冷冰冰的刀鋒，架在慈悲的弱者的脖子上?！?BR> 然而，對于馮慧來說，這還只是她作為棋子的第一次挪動。而在她今后向著歸去的路上，橫行的第二座山，卻來自于她朝思暮想所期待重返的家庭——也許也有不少人要為她的家人爭辯，所謂他們的痛苦也一刻并未止息，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也一刻都沒有真正被終結。但是蹊蹺的事實又讓人不得不質(zhì)疑，為什么馮慧的家人不及早報案，而要將這個問題拖到20多年后呢？
1979年，刑法對拐賣婦女兒童罪早已有了規(guī)定。中國古代，墨家有一個說法叫做，“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至情在這個故事之中，似乎完全沒有得到體現(xiàn)——在早在幾千年前都有人愿意為未識的眾生而爭，而且爭在必得，可是如今法律佐助下的人們，反而顯得束手無策。對于不報案這個事情，由性惡說可以有一支觀點，但是比起這種性惡，如若我們把馮慧的家人都想作正面的，反而更顯家庭這座山在馮慧命運中不可挪動的悲劇導向性的作用。家庭代表著一種傳統(tǒng)的觀念，因為家族本來就是歷史的一個縮影，從更深層面上，唯有它的容納，才使得一個羈旅的人得到價值的廣泛認定，而這種認定，如果把嚴格的所謂道德或者是根本無關真實的外界的品評當成原則，那么它無形中變也成為了一個阻礙。家屬充分地借助法律手段，對于身陷不義之地的馮慧本來可以成為很大的一線希望，但遺憾的是，這種手段最后還是被冒著巨大風險的受害人的兒子所撿起，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局面——家庭，本身是受制于觀念導向的，也是在微觀上導向觀念的。但正如很多人在社會上所聽到的那樣，導向觀念的是偽道德，而這種道德的表現(xiàn)，正是“知而不爭”，“爭而畏不得”——這種導向并不是有意而為的罪孽，而是習慣性的無意犯罪。我們知道名嘴奧普拉小時候曾經(jīng)受到表兄的性侵犯，知道偉大的詩人Maya Angelou也曾因性犯罪而受傷，但是我們的容忍僅限于她們是“非常”的這一種論斷，家庭以為無法啟齒，所以不爭；覺得找不到反而會加劇痛苦（雖然這是一種可以饒恕的懦弱），所以爭也爭得局限。這種無法被法律所譴責，并終將被爭議是否該加負道德譴責的軟肋，使得本來對馮慧已經(jīng)艱難的生存道路，變得更加的撲朔迷離?！?BR> 那么……走進了那個村莊之后呢？我們看到的，則是榮格筆下的群體的荒涼了，誠如他寫道：“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島代表一些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部分；由于潮汐運動才露出來的水面下的陸地部分代表個體的個人無意識，所有的島最終以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體無意識?！比后w心理學上的羈絆使得個體的突破口變得異常窄小，而這也正束縛著二十多年來過著地獄般生活的受害者，并無限地拉長著她的痛苦?！?BR> 按照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定義，所謂集體無意識，簡單地說，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無數(shù)同類經(jīng)驗在某一種族全體成員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傳，正因為有著相應的社會結構作為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支柱——而這個支柱，就是故事中實體的盲山，馮慧所被販賣到的地方。山的實體提供了無意識的全部原型的所在，在這樣一個閉鎖的環(huán)境之內(nèi)，意識的背叛相比其本身反倒更像一種常態(tài)，地理文化、綿延千年的未被真正啟蒙的生殖崇拜，以及驅(qū)動這種無意識的人本身的獸性，都使得盲山的恐怖在這個地域暢行無阻。世紀以來，我們無不贊頌人類的理性與意志力的偉大，但是在無意識的盲區(qū)內(nèi)，一切就如同手機完全喪失了信號，先進性是可以在瞬間被完全抹煞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意識本身——當然也包括能夠代表理性意志力的個體——所受到的損害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而毫無疑問，即便馮慧回到了杭城，即便她的生活完全地恢復外表的平靜，這種痛苦都將終生難以完全抹去；而她可以稱之為不幸中的萬幸的，便是無意識的潮水從來沒有完全地湮沒她，而對于當年的條件來講，那是她獨立與悲劇生活的希望。這種希望，縱使渺茫，也至少點燃了一線光芒，為人們找到盲山的所在指點了方向。但是，在這樣一個黑色的巨大輪盤上，行走的又何止她一人；在這樣一個文明空洞的山鄉(xiāng)里，會再有多少意志的湮滅，卻也無人知曉?！?BR> 縱如此，即便在這樣一個精神支離的生命面前，人們看到的，卻更多的是“不能做”什么，這也許，才會成為馮慧的悲劇……
二、精神的廣島
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時刻，律師更讓公眾憤怒。公眾因法律不完善而遷怒于律師的事情從來就不少見，但是，當所謂律師說出“單位又不知道馮慧是不是真的被綁架了，當然不會給她安置”這樣的話的時候，人們驟然停止了為她過去的悲哀，而開始了真正的憂慮。精神的廣島也許比重建一萬個廢墟還要難于實現(xiàn)，而這個“難”字不僅在于社會的同情心，還在于法律的人文關懷性。然而，這種被在實際研究之中架空的必須的特性卻始終處于一種卑微的、可以被主觀輕松*的觀念——16世紀就出現(xiàn)的法律人文主義者(Legal humanists)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對歷史文本的研習之中，卻忽略了法律人文主義本身所可以具有的巨大進步潛能，而對于后來英美法與歐陸法的分裂，遺憾的是，也并未有任何一方將實質(zhì)的人文性加入到法律的“正義”之中。判例是掌握在先驅(qū)的法官手中的，從某種意義上，是把關懷作為一個人的負擔，而為后世百年的濫觴，這是有悖于人文主義對于全體人類的共適性的；而成文法的嚴肅性，則是對于合理豁免的一種硬性否定，它出于對社會安危的謹慎考慮，卻使得一次通融都甚至需要修憲——但這樣的做法，對于一個普通的國民來說還未嘗有過?！?BR> 承接上面的現(xiàn)實，欲證明一件二十多年前的拐賣案（但似乎它也是在不久前才被“立”案）的發(fā)生——很多當事人，包括那位面善的“大媽”都很有可能已經(jīng)遷移，況且20多年容貌的變化完全可以掩蓋馮慧手中全部的證據(jù)（也許她如今的證據(jù)只有她自己）——似乎是不可能的。1988年春天所發(fā)生的這些事情，這個女子所被帶到的交易的地點，參與交易的綁架者，以及明明可能掌握證據(jù)卻完全不會醒悔、事實上也沒有能力醒悔的馮慧的“丈夫”，這一切都把那個被浙江方面輕松“移交”的案件拽向某個沒有底的漩渦之中；而這個悖論式的命題，也將直接地影響到這個與我母親同歲的中年婦女今后的生活：這個故事不禁讓我想到了很多年前，我在一本《小小說》上看到的文章，題目很驚悚，叫做《人證》。[2]《人證》講的是火車上的查票事件，一個因工傷而只剩下半只腳掌的民工因為辦不了殘疾證，只能湊錢買了兒童票回家，雖然殘疾是明擺著的現(xiàn)實，女列車員卻堅持說他沒有證明，逼迫幾乎身無分文的他補票。小說以一個頗辛辣的結局收尾：一位老同志打抱不平說，你們列車員是不是人？列車員急了，口出不遜，老同志問，你們的“人證”呢？痛苦需要打證明，也正像人要辦人格證書才能立足于社會一樣，是完全荒謬的，但是社會對于弱者的憐憫，卻僅限于當他們不得不拆卸所有的隱私、把無論常人敢不敢于曝光的傷口都全部暴露出來的時候——也許所有人看到文章時都會憤慨不已，但我們所形成的同情的觀念，卻正是構筑在這種先行的悲劇之上的。不得不說，這如同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投下一顆原子彈，然后，再用一場地震來昭示，之前她的心還有多少部分沒有死。唯有這樣，才勉強地、甚至不情愿地給一點幫助，而這，對于受害者來說，也不僅僅是單位的邪惡態(tài)度、更是更廣泛人群內(nèi)人們雙面性最為可怖的體現(xiàn)?！?BR> 在我們對別人生活的觀賞中，應當帶有一種社會性的嚴肅。這種嚴肅不同于法律性的證明，而應當出于一種純粹的援助目的：我們只顧感嘆，22年前的小姑娘是如此淳樸，22年前的這個女孩是多么的“可憐”，但是面對這種純粹的善行，這種真正的嚴肅，不要說是騙子的利用，即便是大眾，也顯得冷冰冰，只因為那是區(qū)別于我們世俗智慧中的“理性”的。也因此，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所能做到的的目標，確乎也只是安定（“和諧”應當是安定的更高提法，但是于《禮記》中的那個社會，顯然是完全不可相比的）而已：法律的強化擋不住暴徒，卻可以阻止正義而使其得范圍限定在更小的空間之內(nèi)；人們追求的安全，是“不要同陌生人說話”的安全，而不是同陌生人說話還可以感受得到得整個集體意識的安全。在如此背景之下，重建的是抗沖擊力更強的建筑，人們的防范意識因為每個案件的發(fā)生不斷登上新的頂峰，人類個體將強大甚至變得無堅不摧，但是整個社會卻是鋼筋水泥的心理所構筑成的，或者，更殘酷一點地說，兵工廠在不斷地制造原子彈，人們在不斷地防御，發(fā)明甚至原子彈都不能侵入的ultimate的防彈衣，但是社會的安全卻還是虛無的，因為這種防彈衣下面的心靈是完全不存在真實信任、也絲毫不敢踐行任何良知的，這樣的社會，是糟糕的，這樣的廣島，才是最危險的災后地——比傳染病、輻射甚至是一場再來的地震更可怕，而且終將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覆滅?！?BR> 不要說這是一種危言聳聽。如果對于社會來講這個事件所已經(jīng)太過苛刻，那么對于個體的摧殘來講，即便我輕描淡寫一百倍，也依然是沖不淡的痛苦，又該用什么來解釋？只是，在這里我們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每一次將一個個案當做個案，每一次將一個事件隨手地扔到身邊而僅僅用極小的一點過眼云煙般的同情去中和，這類事件就將在整個社會的皮膚上留下更深的傷口——十年前同濟女生所留下的聲音不過是“女子戒貪”幾個字，之后被拐到那些貧困山區(qū)女子，卻并不盡然是因為貪，也許只是因為這個社會的盲點，在讓人們視覺已經(jīng)疲憊的時候，才能夠更深重的摧毀它。這是危機性的，但是如若沒有某一根導火線，那些在海面茍延殘喘的意識島嶼，那些精神之原上被燒盡了綠意的女子，才真正成為我們眼前掠過的所謂別的人的悲劇，才使得刀鋒一轉(zhuǎn)，失去了刺痛骨骼而實際警醒的可能。精神的廣島，需要社會來療傷，不僅慰的是這些因社會的綜合弊病而受害的人們，更是醫(yī)治社會本身。重建的過程當中，銷毀一切能讓悲劇重演的武器，銷毀意志與良知的湮滅，重新構造真正的廣廈，大庇天下的哀苦的眾生，才是重中之重。
如今，我不想再去揣測正義的伸張有多少成希望，而是想呼喚一個時代，盡管遙遠不可企及：盲山不再是盲山。而救贖也不再僅僅是對一個人所承受的淚水的救贖。
老實說，寫這篇文章交賬，我不覺得我吶喊出了多少——悲劇太寬廣，而我的筆太窄，又太淺，好像胡適先生寫他的母親，總覺得無論如何都寫不出來。沒有感性沖動不足以發(fā)言，但理性不足卻也注定使其文不如一篇正規(guī)的時事評論——況且，這個話題，尚算不上像哥本哈根那樣的大時事，頂多小小為美國的中國所謂人權報告所利用一下，而作為批駁的證據(jù)。但對于發(fā)達國家的批駁，大致上我們是無須在意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未曾經(jīng)歷發(fā)展中的時代，況且100%的健全社會，即便在Legal Humanists眼中的經(jīng)典時代都未曾有過。但回過頭來，責任卻是必須盡的，誠如《聯(lián)合早報》那位作者所說的，需有提出來的勇氣，我想這也正是我與李楊所共同想要表現(xiàn)的勇氣，如果說他的勇氣是畫面，我的勇氣就是這支笨筆，盡管寫不出所有該寫的，但陳述卻也是一種力量。我喜歡的editorial顯然不會是通篇的理論性說法，而是基于事實的廣袤延伸，我想，我的延伸如果作為拋磚引玉的工具，那倒是沒有多少可以慚愧的了。做不做沉默的大多數(shù)，有時只在心中的戰(zhàn)栗之后所遺留的那種蓬勃的愚蠢之勇，但我依然敬服項羽，大凡可以舉旗的人，心中所有的圓滿的夢，至少在最初都是一樣的?！?BR> 聲援一個弱者，也許很多人都能做到，但聲援一個危機社會，卻是要冒著拋頭顱灑熱血的勇氣的。我尚且不到二十歲，22年于我的生命還是一個遠方，也因此我有絲毫不需要多余理智的勇敢，來指出錯的人，不僅僅是那幾個在村口守著的蒙昧的眼睛，更有許多自命道德的人，有許多不可能被罪責、卻仍負有責任的若——但我相信，這仍不是我寫作的的目的，而我的目的，是想要為這個不完美尋一個突破口，讓后人有改變的方向。雖然永恒不可企及，但是畢竟可做的確乎還有很多。馮慧的22年，如果能夠換來人們警醒而使社會真正進步的一個世紀（我知道我在要求太多），那么于她本身也就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救贖，社會給予的同情也就不再浮在水面，而可以喚醒更多的在水底沉睡的理智與意識，改變落后的虛無常態(tài)，這，才是我掙脫沉默最重要的原因。我們?nèi)匀粵]有必要學會去欣賞災難美學，但是毫無疑問，如果什么都看不見，才是的災難；如果看見了而什么都不說，那我也就違背了年輕時所應有的墨家的胸懷——兼愛，非攻，也許老年時我們已經(jīng)不再有這種磅礴的救贖之力，也因此，我不能再等待發(fā)聲了?！?BR> 我，不敢再做“沉默的大多數(shù)”。世間未必多了一個守護者，卻少了一只束手無策的羔羊，而這種不敢，倘若能引發(fā)更多人的不敢與真正的思考，那么也值得，在這的年代思想意識的狂轟濫炸中滾爬。那么，讀者朋友，你還在沉默嗎？
曾經(jīng)，我和所有人一樣，嚴厲甚至是有一些無情地批駁李楊所謂的“偽紀實美學”。當年《盲井》上映的時候我還是未諳世事的幼女，但對于此題材的“性惡”說，即便是在很多年后的高中時代，我也一向置之不理。也因此，二零零七年，當電影《盲山》（所謂“盲系列”的續(xù)篇）出現(xiàn)在柏林，當我第一次看到那個已經(jīng)早就不“熱乎”的熱點——女大學生拐賣事件——之時，我也只是輕描淡寫地瞥過劇照上女主角幽暗中帶有一絲空洞的眼眸，并且習慣性地把它歸到了我習慣中放置這個導演以及他的作品的位置，誠如我從小所被教育所形成的觀念那樣，這種電影的是建立在一種精神空洞的紀實手法之上的，顧名思義，它的社會參考價值太局限，對于精神的力量也是微薄，作為文藝電影而沒有所謂的觀點和聲音，理應是不成功也不值得一看的。但是，當馮慧的故事擺在我面前，那一瞬間驟然在我眼前閃現(xiàn)的，竟然是影片簡介里看到的白雪梅飛向她老農(nóng)“丈夫”的那把菜刀……坦誠地說，如果以中國公映版的微微惆悵的“和諧”為結局，那么也許今天我的這一番議論便會完全和《盲山》無關了，但——二零一零年了，白雪梅命運的債務也許已經(jīng)為她的那把冰冷的刀子所了斷，但是山里的那些女子們在多舛命途上的行進卻覺不會如這個黑暗的結局那樣簡單。是的，她們是不一樣的，可是 20多年過去，許多我們祈望以時間去改變的東西都還是一樣，與那座看不見的山一樣，不僅看不見，也翻不過去。當時，李楊曾經(jīng)想把那部電影命名為《回家路》；如果白雪梅帶著血跡的、終未歸去的路，那么馮慧的呢——也許，橫在馮慧面前的山，絕不僅僅是白雪梅面前的那座而已。而也正是這些綿延不絕的將命運重重閉鎖的山，才讓我的精神為之震動，才讓盲山山頂?shù)墓砘鹬厝?，讓我，拋棄了成為沉默的大多?shù)的一員。
從前，讀著王小波的文字，心想，擠入那個話語圈，大抵不會是我的事情。但我想，馮慧和她的那座看不見的火山（也算得上是王小波所謂的一顆“精神炸彈”）大抵還是讓我燒起來了。不過這次，并不是主動的“想”，而是被動的“不敢不”，興許，也該謝謝導演和他的那根導火線，“盲”這個字讓思想的火花躥得飛快?！? 一、有多少座失掉了光明的山
馮慧案中，究竟有幾座失掉了光明的山？我們知道，唯有解釋清楚了這幾座盲山的存在，才有可能真正揭開整個事情背后的深層問題，才能夠使得我們的感觸不再只是簡單的一聲嘆息，才會找到火把可以照亮的方向。當然，這個問題必須得到逐步的解答。如若我們回顧事件本身，即1988年春天發(fā)生的那起拐賣事件（之所以不稱“案件”，之后還會提到原因，我們也將探討），一座山的輪廓便清晰地浮出水面了?！?BR> 這是引自杭州新聞中心網(wǎng)站，對這段故事的一些描述——“1988年3月，馮慧被外借到華東優(yōu)生協(xié)會，3月被派往鄭州和洛陽送文件。在鄭州火車站，馮慧碰到了一位外表忠厚老實的大媽。大媽腳邊放著10幾包行李，一番交談后，大媽滿臉愁容，說自己在外面批發(fā)了點東西，想回家做小生意，可沒辦法一個人帶這么多行李上火車，希望馮慧能夠幫幫忙。善良的馮慧于是答應了大媽的請求。她提上行李，跟著大媽上了前往菏澤的火車?！边@一走，21歲剛剛踏入社會沒有多少年的馮慧，就過上了整整22年暗無天日的生活。說來也巧，大概那是一月末，《參考消息》上刊載了《聯(lián)合早報》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人對大陸針砭時弊，又在臺灣練兵，實在讓人有幾分啼笑皆非，不過那片文章卻是真的砭得有理，而且于馮慧案，也有在道德里因上的一些關聯(lián)。[1]出于社會良知的一次出手相助，居然成了命運悲劇的開端，這件事情卻不啻為她一人所經(jīng)歷，而且在世面上反復重演。但即便重演，人們的知覺也并沒有因為這些事情的頻發(fā)而感到加倍的警醒，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助人為樂成了高風險活動，因為股票市場頂多也是愿打愿挨的折本，可是扶起一個老人卻面臨著你完全不可預知的災難——敢為者越來越少，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提出一點點治本之策?；蛘哒f，社會良知、責任感以及抗衡惡勢力的勇氣面對這座長期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道德之山，始終還是弱小的——白雪梅為了藥材和生計才受到誘惑，而馮慧的出發(fā)點卻是完全純潔的：道德是明亮的，盲山的夜卻如同一只巨掌，把繁縟富麗的社會表皮揭開，留下的只有天真的人們的驚愕和整個道德偽裝下蠕動的讓視線紛亂、精神崩潰的蛆蟲。許多人說，如果不是因為當初的善良，也許就沒有如今的痛悔，但白雪梅和當年的那個同濟女生是在行善嗎？善良并不是被欺騙的前提，而真正的良知并也不僅僅是扶起弱者的良知，更是無欺的良知。人們對良知的限定性使得，它成為一種前提性的行為。良知必須建立在善的基礎上，無原則的良知是沒有任何實際效力的，甚至是極端危險的：但是，消極地把這種善良稱作現(xiàn)世的“愚蠢”，恐怕才是人類文明的倒退。我們曾經(jīng)高舉的Humanism，不應因為極致的所謂理性而成為冷冰冰的刀鋒，架在慈悲的弱者的脖子上?！?BR> 然而，對于馮慧來說，這還只是她作為棋子的第一次挪動。而在她今后向著歸去的路上，橫行的第二座山，卻來自于她朝思暮想所期待重返的家庭——也許也有不少人要為她的家人爭辯，所謂他們的痛苦也一刻并未止息，他們所承受的壓力也一刻都沒有真正被終結。但是蹊蹺的事實又讓人不得不質(zhì)疑，為什么馮慧的家人不及早報案，而要將這個問題拖到20多年后呢？
1979年，刑法對拐賣婦女兒童罪早已有了規(guī)定。中國古代，墨家有一個說法叫做，“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至情在這個故事之中，似乎完全沒有得到體現(xiàn)——在早在幾千年前都有人愿意為未識的眾生而爭，而且爭在必得，可是如今法律佐助下的人們，反而顯得束手無策。對于不報案這個事情，由性惡說可以有一支觀點，但是比起這種性惡，如若我們把馮慧的家人都想作正面的，反而更顯家庭這座山在馮慧命運中不可挪動的悲劇導向性的作用。家庭代表著一種傳統(tǒng)的觀念，因為家族本來就是歷史的一個縮影，從更深層面上，唯有它的容納，才使得一個羈旅的人得到價值的廣泛認定，而這種認定，如果把嚴格的所謂道德或者是根本無關真實的外界的品評當成原則，那么它無形中變也成為了一個阻礙。家屬充分地借助法律手段，對于身陷不義之地的馮慧本來可以成為很大的一線希望，但遺憾的是，這種手段最后還是被冒著巨大風險的受害人的兒子所撿起，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局面——家庭，本身是受制于觀念導向的，也是在微觀上導向觀念的。但正如很多人在社會上所聽到的那樣，導向觀念的是偽道德，而這種道德的表現(xiàn)，正是“知而不爭”，“爭而畏不得”——這種導向并不是有意而為的罪孽，而是習慣性的無意犯罪。我們知道名嘴奧普拉小時候曾經(jīng)受到表兄的性侵犯，知道偉大的詩人Maya Angelou也曾因性犯罪而受傷，但是我們的容忍僅限于她們是“非常”的這一種論斷，家庭以為無法啟齒，所以不爭；覺得找不到反而會加劇痛苦（雖然這是一種可以饒恕的懦弱），所以爭也爭得局限。這種無法被法律所譴責，并終將被爭議是否該加負道德譴責的軟肋，使得本來對馮慧已經(jīng)艱難的生存道路，變得更加的撲朔迷離?！?BR> 那么……走進了那個村莊之后呢？我們看到的，則是榮格筆下的群體的荒涼了，誠如他寫道：“高出水面的一些小島代表一些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部分；由于潮汐運動才露出來的水面下的陸地部分代表個體的個人無意識，所有的島最終以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體無意識?！比后w心理學上的羈絆使得個體的突破口變得異常窄小，而這也正束縛著二十多年來過著地獄般生活的受害者，并無限地拉長著她的痛苦?！?BR> 按照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定義，所謂集體無意識，簡單地說，就是一種代代相傳的無數(shù)同類經(jīng)驗在某一種族全體成員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能代代相傳，正因為有著相應的社會結構作為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支柱——而這個支柱，就是故事中實體的盲山，馮慧所被販賣到的地方。山的實體提供了無意識的全部原型的所在，在這樣一個閉鎖的環(huán)境之內(nèi)，意識的背叛相比其本身反倒更像一種常態(tài)，地理文化、綿延千年的未被真正啟蒙的生殖崇拜，以及驅(qū)動這種無意識的人本身的獸性，都使得盲山的恐怖在這個地域暢行無阻。世紀以來，我們無不贊頌人類的理性與意志力的偉大，但是在無意識的盲區(qū)內(nèi)，一切就如同手機完全喪失了信號，先進性是可以在瞬間被完全抹煞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意識本身——當然也包括能夠代表理性意志力的個體——所受到的損害是巨大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而毫無疑問，即便馮慧回到了杭城，即便她的生活完全地恢復外表的平靜，這種痛苦都將終生難以完全抹去；而她可以稱之為不幸中的萬幸的，便是無意識的潮水從來沒有完全地湮沒她，而對于當年的條件來講，那是她獨立與悲劇生活的希望。這種希望，縱使渺茫，也至少點燃了一線光芒，為人們找到盲山的所在指點了方向。但是，在這樣一個黑色的巨大輪盤上，行走的又何止她一人；在這樣一個文明空洞的山鄉(xiāng)里，會再有多少意志的湮滅，卻也無人知曉?！?BR> 縱如此，即便在這樣一個精神支離的生命面前，人們看到的，卻更多的是“不能做”什么，這也許，才會成為馮慧的悲劇……
二、精神的廣島
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時刻，律師更讓公眾憤怒。公眾因法律不完善而遷怒于律師的事情從來就不少見，但是，當所謂律師說出“單位又不知道馮慧是不是真的被綁架了，當然不會給她安置”這樣的話的時候，人們驟然停止了為她過去的悲哀，而開始了真正的憂慮。精神的廣島也許比重建一萬個廢墟還要難于實現(xiàn)，而這個“難”字不僅在于社會的同情心，還在于法律的人文關懷性。然而，這種被在實際研究之中架空的必須的特性卻始終處于一種卑微的、可以被主觀輕松*的觀念——16世紀就出現(xiàn)的法律人文主義者(Legal humanists)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對歷史文本的研習之中，卻忽略了法律人文主義本身所可以具有的巨大進步潛能，而對于后來英美法與歐陸法的分裂，遺憾的是，也并未有任何一方將實質(zhì)的人文性加入到法律的“正義”之中。判例是掌握在先驅(qū)的法官手中的，從某種意義上，是把關懷作為一個人的負擔，而為后世百年的濫觴，這是有悖于人文主義對于全體人類的共適性的；而成文法的嚴肅性，則是對于合理豁免的一種硬性否定，它出于對社會安危的謹慎考慮，卻使得一次通融都甚至需要修憲——但這樣的做法，對于一個普通的國民來說還未嘗有過?！?BR> 承接上面的現(xiàn)實，欲證明一件二十多年前的拐賣案（但似乎它也是在不久前才被“立”案）的發(fā)生——很多當事人，包括那位面善的“大媽”都很有可能已經(jīng)遷移，況且20多年容貌的變化完全可以掩蓋馮慧手中全部的證據(jù)（也許她如今的證據(jù)只有她自己）——似乎是不可能的。1988年春天所發(fā)生的這些事情，這個女子所被帶到的交易的地點，參與交易的綁架者，以及明明可能掌握證據(jù)卻完全不會醒悔、事實上也沒有能力醒悔的馮慧的“丈夫”，這一切都把那個被浙江方面輕松“移交”的案件拽向某個沒有底的漩渦之中；而這個悖論式的命題，也將直接地影響到這個與我母親同歲的中年婦女今后的生活：這個故事不禁讓我想到了很多年前，我在一本《小小說》上看到的文章，題目很驚悚，叫做《人證》。[2]《人證》講的是火車上的查票事件，一個因工傷而只剩下半只腳掌的民工因為辦不了殘疾證，只能湊錢買了兒童票回家，雖然殘疾是明擺著的現(xiàn)實，女列車員卻堅持說他沒有證明，逼迫幾乎身無分文的他補票。小說以一個頗辛辣的結局收尾：一位老同志打抱不平說，你們列車員是不是人？列車員急了，口出不遜，老同志問，你們的“人證”呢？痛苦需要打證明，也正像人要辦人格證書才能立足于社會一樣，是完全荒謬的，但是社會對于弱者的憐憫，卻僅限于當他們不得不拆卸所有的隱私、把無論常人敢不敢于曝光的傷口都全部暴露出來的時候——也許所有人看到文章時都會憤慨不已，但我們所形成的同情的觀念，卻正是構筑在這種先行的悲劇之上的。不得不說，這如同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投下一顆原子彈，然后，再用一場地震來昭示，之前她的心還有多少部分沒有死。唯有這樣，才勉強地、甚至不情愿地給一點幫助，而這，對于受害者來說，也不僅僅是單位的邪惡態(tài)度、更是更廣泛人群內(nèi)人們雙面性最為可怖的體現(xiàn)?！?BR> 在我們對別人生活的觀賞中，應當帶有一種社會性的嚴肅。這種嚴肅不同于法律性的證明，而應當出于一種純粹的援助目的：我們只顧感嘆，22年前的小姑娘是如此淳樸，22年前的這個女孩是多么的“可憐”，但是面對這種純粹的善行，這種真正的嚴肅，不要說是騙子的利用，即便是大眾，也顯得冷冰冰，只因為那是區(qū)別于我們世俗智慧中的“理性”的。也因此，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所能做到的的目標，確乎也只是安定（“和諧”應當是安定的更高提法，但是于《禮記》中的那個社會，顯然是完全不可相比的）而已：法律的強化擋不住暴徒，卻可以阻止正義而使其得范圍限定在更小的空間之內(nèi)；人們追求的安全，是“不要同陌生人說話”的安全，而不是同陌生人說話還可以感受得到得整個集體意識的安全。在如此背景之下，重建的是抗沖擊力更強的建筑，人們的防范意識因為每個案件的發(fā)生不斷登上新的頂峰，人類個體將強大甚至變得無堅不摧，但是整個社會卻是鋼筋水泥的心理所構筑成的，或者，更殘酷一點地說，兵工廠在不斷地制造原子彈，人們在不斷地防御，發(fā)明甚至原子彈都不能侵入的ultimate的防彈衣，但是社會的安全卻還是虛無的，因為這種防彈衣下面的心靈是完全不存在真實信任、也絲毫不敢踐行任何良知的，這樣的社會，是糟糕的，這樣的廣島，才是最危險的災后地——比傳染病、輻射甚至是一場再來的地震更可怕，而且終將以一種極端的方式覆滅?！?BR> 不要說這是一種危言聳聽。如果對于社會來講這個事件所已經(jīng)太過苛刻，那么對于個體的摧殘來講，即便我輕描淡寫一百倍，也依然是沖不淡的痛苦，又該用什么來解釋？只是，在這里我們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每一次將一個個案當做個案，每一次將一個事件隨手地扔到身邊而僅僅用極小的一點過眼云煙般的同情去中和，這類事件就將在整個社會的皮膚上留下更深的傷口——十年前同濟女生所留下的聲音不過是“女子戒貪”幾個字，之后被拐到那些貧困山區(qū)女子，卻并不盡然是因為貪，也許只是因為這個社會的盲點，在讓人們視覺已經(jīng)疲憊的時候，才能夠更深重的摧毀它。這是危機性的，但是如若沒有某一根導火線，那些在海面茍延殘喘的意識島嶼，那些精神之原上被燒盡了綠意的女子，才真正成為我們眼前掠過的所謂別的人的悲劇，才使得刀鋒一轉(zhuǎn)，失去了刺痛骨骼而實際警醒的可能。精神的廣島，需要社會來療傷，不僅慰的是這些因社會的綜合弊病而受害的人們，更是醫(yī)治社會本身。重建的過程當中，銷毀一切能讓悲劇重演的武器，銷毀意志與良知的湮滅，重新構造真正的廣廈，大庇天下的哀苦的眾生，才是重中之重。
如今，我不想再去揣測正義的伸張有多少成希望，而是想呼喚一個時代，盡管遙遠不可企及：盲山不再是盲山。而救贖也不再僅僅是對一個人所承受的淚水的救贖。
老實說，寫這篇文章交賬，我不覺得我吶喊出了多少——悲劇太寬廣，而我的筆太窄，又太淺，好像胡適先生寫他的母親，總覺得無論如何都寫不出來。沒有感性沖動不足以發(fā)言，但理性不足卻也注定使其文不如一篇正規(guī)的時事評論——況且，這個話題，尚算不上像哥本哈根那樣的大時事，頂多小小為美國的中國所謂人權報告所利用一下，而作為批駁的證據(jù)。但對于發(fā)達國家的批駁，大致上我們是無須在意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未曾經(jīng)歷發(fā)展中的時代，況且100%的健全社會，即便在Legal Humanists眼中的經(jīng)典時代都未曾有過。但回過頭來，責任卻是必須盡的，誠如《聯(lián)合早報》那位作者所說的，需有提出來的勇氣，我想這也正是我與李楊所共同想要表現(xiàn)的勇氣，如果說他的勇氣是畫面，我的勇氣就是這支笨筆，盡管寫不出所有該寫的，但陳述卻也是一種力量。我喜歡的editorial顯然不會是通篇的理論性說法，而是基于事實的廣袤延伸，我想，我的延伸如果作為拋磚引玉的工具，那倒是沒有多少可以慚愧的了。做不做沉默的大多數(shù)，有時只在心中的戰(zhàn)栗之后所遺留的那種蓬勃的愚蠢之勇，但我依然敬服項羽，大凡可以舉旗的人，心中所有的圓滿的夢，至少在最初都是一樣的?！?BR> 聲援一個弱者，也許很多人都能做到，但聲援一個危機社會，卻是要冒著拋頭顱灑熱血的勇氣的。我尚且不到二十歲，22年于我的生命還是一個遠方，也因此我有絲毫不需要多余理智的勇敢，來指出錯的人，不僅僅是那幾個在村口守著的蒙昧的眼睛，更有許多自命道德的人，有許多不可能被罪責、卻仍負有責任的若——但我相信，這仍不是我寫作的的目的，而我的目的，是想要為這個不完美尋一個突破口，讓后人有改變的方向。雖然永恒不可企及，但是畢竟可做的確乎還有很多。馮慧的22年，如果能夠換來人們警醒而使社會真正進步的一個世紀（我知道我在要求太多），那么于她本身也就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救贖，社會給予的同情也就不再浮在水面，而可以喚醒更多的在水底沉睡的理智與意識，改變落后的虛無常態(tài)，這，才是我掙脫沉默最重要的原因。我們?nèi)匀粵]有必要學會去欣賞災難美學，但是毫無疑問，如果什么都看不見，才是的災難；如果看見了而什么都不說，那我也就違背了年輕時所應有的墨家的胸懷——兼愛，非攻，也許老年時我們已經(jīng)不再有這種磅礴的救贖之力，也因此，我不能再等待發(fā)聲了?！?BR> 我，不敢再做“沉默的大多數(shù)”。世間未必多了一個守護者，卻少了一只束手無策的羔羊，而這種不敢，倘若能引發(fā)更多人的不敢與真正的思考，那么也值得，在這的年代思想意識的狂轟濫炸中滾爬。那么，讀者朋友，你還在沉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