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區(qū)性的三個人文解讀
從城里／城外、舊城／新城、人居／人聚三個方面對城市特征的討論，是一種以“人”為主體對城市地區(qū)性的解它表明了城市地區(qū)性的本質，是一種在歷時性(時間)共時性(空間)維度上，人與環(huán)境不可分割的整體關系。瑞爾夫(R．Relph)在關于場所的“內在性” (insideHess)和“外在性” (outsideness)的論述中，揭示了“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異?！坝赏庠诘囊暯?，你會像旅人一樣站在遠處觀察這個城市；由內在的視角，你會像居民一樣生活在該城市之中，被其包圍并成為該場所—地區(qū)的一部分?！笔鏍柶澰貌畡?O．F．Bollnow)的話來描述空間的“內側”與“外側”：“出發(fā)與返回，運動的這兩種狀態(tài)把空間分割成“內側”和“外側”這兩個同心圓的領域。比外側狹小的內側，是住宅或故鄉(xiāng)的領域，人們從這里進入更廣闊的外側領域，并再返回這里?！边@里的“內側”和“外側”類似瑞爾夫所提到的場所“內在性”和“外在性”。
空間的內在性／外在性、或內側/外側，揭示了地區(qū)和場所認知和感受中“主體——人”的重要性——即“主體身份”的不同會帶來認識上的差異。例如，一種“城里人想出去，而城外人則想進來”的《圍城》現(xiàn)象。所以，城市地區(qū)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城里人和城外人的關系。
“城里人”感受的是一種“內在的地區(qū)性”，或“地區(qū)共性”。這種同一性在瑞氏看來是重要的，它是一種存在的“根”或“家”的感覺。在城的邊界以內，是一種安全感、穩(wěn)定的生活和薪火相傳的祖輩歷史和生命延續(xù)；而在城外則是一種漂泊和不定，給人以無存身之所的恐懼感。但城里人也有苦惱，這就是“場所的苦悶” (the drudgery。fplace)——單調乏味和缺少新奇，人們，特別是年輕人不愿終老于此，他們渴望走出城墻，去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
“城外人”分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圍城》式的，他們或是站在城外，近鄉(xiāng)情怯的歸來游子；或是遠離家鄉(xiāng)，但日夜“戀鄉(xiāng)”[3]的漂泊浪客，家鄉(xiāng)的“城”是它們永遠想再進去的。另一種情形則是尋幽攬勝的游客，它們有自己的“家”和“圍城”，不必為眼前這座城而牽腸掛肚，所以可以客觀地品味它；由于站在城外，特別是由于游歷了許多地方，見聞廣博，可以通過對比而充分領略到“此城”不同于“彼城”的不平常處，即我們所說的“外在的地區(qū)性”或“地區(qū)特性”。
上述討論，說明對于城市地區(qū)性——場所的認識，是因認識者的角色和參與程度不同而異的。 (當然，還有主體自身的其他影響因素，例如年齡——年輕人擁有離家漂泊和游歷的需要和本錢，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是會落葉歸根的。)由此，筆者對“地區(qū)性二地區(qū)特性”這一命題提出了質疑，認為：地區(qū)性、特別是城市的地區(qū)性，首先是一種“內在的地區(qū)共性”，即同一性，然后才是一種“外在的地區(qū)特性”，兩者是地區(qū)性的一體兩面；地區(qū)性只有在更大的空間范疇中才能凸顯其地區(qū)特性的一面，從而揭示出地區(qū)性具有空間的多層次性的特征。例如：對于從小生活在舊北京城并從未走出城外的“老北京人”而言，它們或許感受不出胡同和四合院有什么特別之處(即城市的地區(qū)特色)，更遑論感受巴黎城的特色了，但當他們走出北京城去歐洲游歷時，北京城和巴黎城的各自特點便清晰地凸現(xiàn)出來。
“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異說明城市地區(qū)性實踐中“人”的作用和意義。在現(xiàn)實中，這個主體因素主要包括三類人，即：使用者、建筑師和業(yè)主。
使用者，就是城里人。他們天天感受到的是地區(qū)的內在同一性，它固然是一種凝聚力和文化、身份的認同力量，但時間長了難免“苦悶”。更何況，他們中大多數是沒有出過城的，因此，認識不到家鄉(xiāng)的特色(即外在的地區(qū)特性)，產生不了“戀鄉(xiāng)”的情結(complex)。更何況正如艾柯(U．Eco)所言，“崇洋傾向”本身就是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表現(xiàn)在國人當前的心理，就是即使出不了國(圍城)也要將外國的樣式搬過來看看，所以就有了在“城”中，將本土／本城的歷史建筑、文物拆除，去建造所謂“歐陸風格”建筑的舉措。這一景象令人想起了清末的圓明園，當時的慈禧就是要將世界其他地方的建筑造在園中，以滿足其作為世界中心的大帝國幻象。
當然，城里人中也不乏見過世面的人，他們曾經出過城門，在比較中認識到家鄉(xiāng)——作為一個地區(qū)的特色和價值。所以，要認識到地區(qū)性的外在特色，就不能“囿于地方”，只有一種開放的地區(qū)觀念，才能同時看到地區(qū)性“內在共性”和“外在特性”這錢幣的“一體兩面
建筑師不完全等同于城外人。他們既需要在城內，去深入了解居民的甘苦，又需要在城外，以保持冷靜全面的視角。在人類學研究中，有“參與考察”的方法論之說，即費孝通所說的既要“進得去”，又要“出得來”。完全融入了使用者的視角，往往便會“出不來”，會墜人到狹隘的地區(qū)主義或民族主義之中；而不深入到地區(qū)的現(xiàn)實生活中去，則“進不去”，便不能體會到地區(qū)的內在力量。所以，建筑師應該具有“城里人”和“城外人”的雙重身份。他們既要滿足使用者客觀的內在需求，但也不是一味地加以屈從。換言之，建筑師是既要“人俗”，又不能“媚俗(kitsch)”。只有利用專業(yè)的敏銳性和洞察力對使用者進行分析和研究，才是“建筑為了人”這一人文精神的真正體現(xiàn)。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和地區(qū)化正是不可分割的一對關系，建筑師要保持的是“全球化的視角，地方性的行動”這一準則。
業(yè)主扮演何種角色，將視其自身的自覺性。作為開發(fā)商，當然要追求利潤，但理想的業(yè)主是在贏利前提下或多或少地扮演城里人和城外人的角色，多從使用者和建筑師的視角看一看。政府官員與此類似，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使用者(有時也是業(yè)主)，其自身的品味和身份的確定，對于建成環(huán)境的最終結果影響重大。就業(yè)主和政府官員而言，最不理想的狀況是將自己完全裝扮成一個建筑師，去替代后者的角色，然而在現(xiàn)實中，這種情形往往難以避免。
城里人與城外人的討論表明，城固然重要，但城里城外的人更重要。正如在人文地理學家的眼中，《禹貢》“九州”雖然敘述的是河山布列，表達的卻是人文大局一樣，城市地區(qū)性從根本上仍然脫離不開對“人”的研究?！捌促N城市” (collage city)的觀念強調了城市“歷史”的重要性。C．羅厄(和F．寇特爾)引用了噶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一段話來表明歷史對于人類的重要性：“人，一言以蔽之，是沒有自然的，他所擁有的是……歷史。換言之，自然是物，人是歷史。猩猩與人的區(qū)別不在于理智的有無，而在于猩猩是沒有記憶的。這種可憐的生物每天早晨所要面臨的都是昨天生活的遺忘……割裂與過去的延續(xù)性，就是貶低人的價值和對猩猩的模仿。”拼貼城市認為城市是歷史的沉淀物，每個歷史時期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記。因此，拼貼城市觀念反對以現(xiàn)代化為名，對城市進行大拆大建，其中包括反對現(xiàn)代主義建筑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勒·柯布西耶所設想的現(xiàn)代化的烏托邦城市模式——“明日之城”。拼貼城市還倡導一種閱瀆城市的“圖底法” (hgure—ground method)，即將實體的建筑物作為圖(黑色)，將虛體的城市空間(如道路、廣場等)作為底(白色)來分析和認知城市的方法。根據這一方法，C．羅厄通過對比揭示了柯布西耶為巴黎規(guī)劃的“明日之城”的單調和羅馬這個拼貼式“歷史城市”的豐富。
“類似城市” (analogical city)觀念來源于容格的“集體無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和“原型”(Archetype而非Prototype)研究。羅西據此提出與集體無意識相似的“城市記憶”觀念。在他看來，城市就是“集體記憶”的所在地，它交織著歷史和個人的記憶。當記憶被某些城市片段所觸發(fā)，過去的經歷和歷史就與個人的記憶和秘密一起呈現(xiàn)出來。個人的城市記憶雖然因人而異，但總體上具有血緣的相似性，因此不同的人意象中的城市就具有了本質上的“類似性”。
“類似城市”的理論不僅揭示了城市的歷史和心理特征，而且提出了歷史性表現(xiàn)的方法。正如羅西本人那張的“類似城市”繪畫那樣，類似性的時間因素就是將順序的時間疊合，將不同歷史時期的對象(作為片段)運用“加法法則”并置在一起，從而獲得“歷時性” (歷史性)的“共時性”表現(xiàn)。這種方法，正如P?艾森曼所評論的那樣，受到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影響。
類似城市是一種尊重歷史的城市理念，正如羅西曾引用法國地理學家的觀念，認為“歷史是城市之靈魂” (‘The soul Of the city’……reside in its history)。人居環(huán)境地區(qū)性的一個重要的特征或本質就是長時段性，換言之，它不是一種瞬時或短期的現(xiàn)象，而是通過長時段的歷史逐漸形成并顯現(xiàn)出來。同樣，城市的本質都是一種歷史性的生長過程。因此，在歷史性這一時間要素中，城市與地區(qū)性獲得了契合。城市歷史性的關鍵在于如何將歷時性轉化為共時性，就地區(qū)性而言，即城市的歷史地區(qū)性是如何獲得現(xiàn)實凸現(xiàn)的。我們認為，歷史性通過兩個方面獲得現(xiàn)實凸顯：即城市物質環(huán)境的延續(xù)和文化與心理的延續(xù)，前者可認為是城市的歷史存在，后者則是城市的歷史記憶。
從城里／城外、舊城／新城、人居／人聚三個方面對城市特征的討論，是一種以“人”為主體對城市地區(qū)性的解它表明了城市地區(qū)性的本質，是一種在歷時性(時間)共時性(空間)維度上，人與環(huán)境不可分割的整體關系。瑞爾夫(R．Relph)在關于場所的“內在性” (insideHess)和“外在性” (outsideness)的論述中，揭示了“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異?！坝赏庠诘囊暯?，你會像旅人一樣站在遠處觀察這個城市；由內在的視角，你會像居民一樣生活在該城市之中，被其包圍并成為該場所—地區(qū)的一部分?！笔鏍柶澰貌畡?O．F．Bollnow)的話來描述空間的“內側”與“外側”：“出發(fā)與返回，運動的這兩種狀態(tài)把空間分割成“內側”和“外側”這兩個同心圓的領域。比外側狹小的內側，是住宅或故鄉(xiāng)的領域，人們從這里進入更廣闊的外側領域，并再返回這里?！边@里的“內側”和“外側”類似瑞爾夫所提到的場所“內在性”和“外在性”。
空間的內在性／外在性、或內側/外側，揭示了地區(qū)和場所認知和感受中“主體——人”的重要性——即“主體身份”的不同會帶來認識上的差異。例如，一種“城里人想出去，而城外人則想進來”的《圍城》現(xiàn)象。所以，城市地區(qū)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城里人和城外人的關系。
“城里人”感受的是一種“內在的地區(qū)性”，或“地區(qū)共性”。這種同一性在瑞氏看來是重要的，它是一種存在的“根”或“家”的感覺。在城的邊界以內，是一種安全感、穩(wěn)定的生活和薪火相傳的祖輩歷史和生命延續(xù)；而在城外則是一種漂泊和不定，給人以無存身之所的恐懼感。但城里人也有苦惱，這就是“場所的苦悶” (the drudgery。fplace)——單調乏味和缺少新奇，人們，特別是年輕人不愿終老于此，他們渴望走出城墻，去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
“城外人”分兩種情形。，一種情形是《圍城》式的，他們或是站在城外，近鄉(xiāng)情怯的歸來游子；或是遠離家鄉(xiāng)，但日夜“戀鄉(xiāng)”[3]的漂泊浪客，家鄉(xiāng)的“城”是它們永遠想再進去的。另一種情形則是尋幽攬勝的游客，它們有自己的“家”和“圍城”，不必為眼前這座城而牽腸掛肚，所以可以客觀地品味它；由于站在城外，特別是由于游歷了許多地方，見聞廣博，可以通過對比而充分領略到“此城”不同于“彼城”的不平常處，即我們所說的“外在的地區(qū)性”或“地區(qū)特性”。
上述討論，說明對于城市地區(qū)性——場所的認識，是因認識者的角色和參與程度不同而異的。 (當然，還有主體自身的其他影響因素，例如年齡——年輕人擁有離家漂泊和游歷的需要和本錢，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還是會落葉歸根的。)由此，筆者對“地區(qū)性二地區(qū)特性”這一命題提出了質疑，認為：地區(qū)性、特別是城市的地區(qū)性，首先是一種“內在的地區(qū)共性”，即同一性，然后才是一種“外在的地區(qū)特性”，兩者是地區(qū)性的一體兩面；地區(qū)性只有在更大的空間范疇中才能凸顯其地區(qū)特性的一面，從而揭示出地區(qū)性具有空間的多層次性的特征。例如：對于從小生活在舊北京城并從未走出城外的“老北京人”而言，它們或許感受不出胡同和四合院有什么特別之處(即城市的地區(qū)特色)，更遑論感受巴黎城的特色了，但當他們走出北京城去歐洲游歷時，北京城和巴黎城的各自特點便清晰地凸現(xiàn)出來。
“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異說明城市地區(qū)性實踐中“人”的作用和意義。在現(xiàn)實中，這個主體因素主要包括三類人，即：使用者、建筑師和業(yè)主。
使用者，就是城里人。他們天天感受到的是地區(qū)的內在同一性，它固然是一種凝聚力和文化、身份的認同力量，但時間長了難免“苦悶”。更何況，他們中大多數是沒有出過城的，因此，認識不到家鄉(xiāng)的特色(即外在的地區(qū)特性)，產生不了“戀鄉(xiāng)”的情結(complex)。更何況正如艾柯(U．Eco)所言，“崇洋傾向”本身就是一種普遍的文化心理。表現(xiàn)在國人當前的心理，就是即使出不了國(圍城)也要將外國的樣式搬過來看看，所以就有了在“城”中，將本土／本城的歷史建筑、文物拆除，去建造所謂“歐陸風格”建筑的舉措。這一景象令人想起了清末的圓明園，當時的慈禧就是要將世界其他地方的建筑造在園中，以滿足其作為世界中心的大帝國幻象。
當然，城里人中也不乏見過世面的人，他們曾經出過城門，在比較中認識到家鄉(xiāng)——作為一個地區(qū)的特色和價值。所以，要認識到地區(qū)性的外在特色，就不能“囿于地方”，只有一種開放的地區(qū)觀念，才能同時看到地區(qū)性“內在共性”和“外在特性”這錢幣的“一體兩面
建筑師不完全等同于城外人。他們既需要在城內，去深入了解居民的甘苦，又需要在城外，以保持冷靜全面的視角。在人類學研究中，有“參與考察”的方法論之說，即費孝通所說的既要“進得去”，又要“出得來”。完全融入了使用者的視角，往往便會“出不來”，會墜人到狹隘的地區(qū)主義或民族主義之中；而不深入到地區(qū)的現(xiàn)實生活中去，則“進不去”，便不能體會到地區(qū)的內在力量。所以，建筑師應該具有“城里人”和“城外人”的雙重身份。他們既要滿足使用者客觀的內在需求，但也不是一味地加以屈從。換言之，建筑師是既要“人俗”，又不能“媚俗(kitsch)”。只有利用專業(yè)的敏銳性和洞察力對使用者進行分析和研究，才是“建筑為了人”這一人文精神的真正體現(xiàn)。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化和地區(qū)化正是不可分割的一對關系，建筑師要保持的是“全球化的視角，地方性的行動”這一準則。
業(yè)主扮演何種角色，將視其自身的自覺性。作為開發(fā)商，當然要追求利潤，但理想的業(yè)主是在贏利前提下或多或少地扮演城里人和城外人的角色，多從使用者和建筑師的視角看一看。政府官員與此類似，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使用者(有時也是業(yè)主)，其自身的品味和身份的確定，對于建成環(huán)境的最終結果影響重大。就業(yè)主和政府官員而言，最不理想的狀況是將自己完全裝扮成一個建筑師，去替代后者的角色，然而在現(xiàn)實中，這種情形往往難以避免。
城里人與城外人的討論表明，城固然重要，但城里城外的人更重要。正如在人文地理學家的眼中，《禹貢》“九州”雖然敘述的是河山布列，表達的卻是人文大局一樣，城市地區(qū)性從根本上仍然脫離不開對“人”的研究?！捌促N城市” (collage city)的觀念強調了城市“歷史”的重要性。C．羅厄(和F．寇特爾)引用了噶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的一段話來表明歷史對于人類的重要性：“人，一言以蔽之，是沒有自然的，他所擁有的是……歷史。換言之，自然是物，人是歷史。猩猩與人的區(qū)別不在于理智的有無，而在于猩猩是沒有記憶的。這種可憐的生物每天早晨所要面臨的都是昨天生活的遺忘……割裂與過去的延續(xù)性，就是貶低人的價值和對猩猩的模仿。”拼貼城市認為城市是歷史的沉淀物，每個歷史時期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記。因此，拼貼城市觀念反對以現(xiàn)代化為名，對城市進行大拆大建，其中包括反對現(xiàn)代主義建筑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勒·柯布西耶所設想的現(xiàn)代化的烏托邦城市模式——“明日之城”。拼貼城市還倡導一種閱瀆城市的“圖底法” (hgure—ground method)，即將實體的建筑物作為圖(黑色)，將虛體的城市空間(如道路、廣場等)作為底(白色)來分析和認知城市的方法。根據這一方法，C．羅厄通過對比揭示了柯布西耶為巴黎規(guī)劃的“明日之城”的單調和羅馬這個拼貼式“歷史城市”的豐富。
“類似城市” (analogical city)觀念來源于容格的“集體無意識”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和“原型”(Archetype而非Prototype)研究。羅西據此提出與集體無意識相似的“城市記憶”觀念。在他看來，城市就是“集體記憶”的所在地，它交織著歷史和個人的記憶。當記憶被某些城市片段所觸發(fā)，過去的經歷和歷史就與個人的記憶和秘密一起呈現(xiàn)出來。個人的城市記憶雖然因人而異，但總體上具有血緣的相似性，因此不同的人意象中的城市就具有了本質上的“類似性”。
“類似城市”的理論不僅揭示了城市的歷史和心理特征，而且提出了歷史性表現(xiàn)的方法。正如羅西本人那張的“類似城市”繪畫那樣，類似性的時間因素就是將順序的時間疊合，將不同歷史時期的對象(作為片段)運用“加法法則”并置在一起，從而獲得“歷時性” (歷史性)的“共時性”表現(xiàn)。這種方法，正如P?艾森曼所評論的那樣，受到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影響。
類似城市是一種尊重歷史的城市理念，正如羅西曾引用法國地理學家的觀念，認為“歷史是城市之靈魂” (‘The soul Of the city’……reside in its history)。人居環(huán)境地區(qū)性的一個重要的特征或本質就是長時段性，換言之，它不是一種瞬時或短期的現(xiàn)象，而是通過長時段的歷史逐漸形成并顯現(xiàn)出來。同樣，城市的本質都是一種歷史性的生長過程。因此，在歷史性這一時間要素中，城市與地區(qū)性獲得了契合。城市歷史性的關鍵在于如何將歷時性轉化為共時性，就地區(qū)性而言，即城市的歷史地區(qū)性是如何獲得現(xiàn)實凸現(xiàn)的。我們認為，歷史性通過兩個方面獲得現(xiàn)實凸顯：即城市物質環(huán)境的延續(xù)和文化與心理的延續(xù)，前者可認為是城市的歷史存在，后者則是城市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