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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余英時《中國文化的重建》有感——篇一
    總體來說，我覺得這本書值得一讀。雖然，我對書中內(nèi)容和書名的“不符”很不爽。這本2011年5月出版的書，收錄的內(nèi)容是作者1988到1991年討論文化和思想的文字。我的不爽就是看書名以為是一本“系統(tǒng)”的書，打開一開，才知道是“片斷”。還有一點不爽來自書的封面。
    上面寫著：斷裂的時代，如何重建我們的文化。碎片化的時代，如何看清中國的未來。史學大家余英時先生為今天的中國找靈魂。我猜，這句話是出版社加上去的，而非余英時所言。
    這本書不難讀。兩個晚上的時間大概可以讀完。
    在《論文化超越》一文中，余說文化這個名詞現(xiàn)在西方人用得很濫。黑社會或吸毒也可以被稱為某種“文化”。余說西方如此，我倒覺得中國當下不也是如此嗎?文化一詞因其廣泛的意義而被借用、濫用說明其價值存在。我在某地見到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文化藝術一條街。這條街里除了有一家裱字畫的和書法藝術沾邊外，還有一家攝影機構，拍婚紗和寫真。除這兩家外，其它都是諸如衣服、餐飲、便利店等。
    我以為，或者叫商業(yè)一條街比較妥當。但，為什么叫文化藝術一條街呢?發(fā)展經(jīng)濟搞商業(yè)，再正常不過了，但為什么會借用、濫用文化一詞呢?當然，又或者某一天，文化這個詞消失了，沒人談論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吧?
    余說，例如經(jīng)濟生活有它自己的特殊規(guī)律，但這種規(guī)律又達不到物理規(guī)律那樣高度的穩(wěn)定性、準確性。這是因為經(jīng)濟生活免不得受其它領域的干擾。——這真是句不錯的話。讓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之前瀏覽過一本叫《經(jīng)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書，還有汪丁丁的一本叫《經(jīng)濟學思想史講義》。汪丁丁在書中談論過為什么要講經(jīng)濟學思想史。
    我以為這或許是要求得到一種具有穩(wěn)定性規(guī)律的思考吧。文化同樣不具備物理規(guī)律那樣高度的穩(wěn)定性和準確性。我記得和一些朋友聊天，我總是被他們恥笑。他們覺得文化很扯淡，說了半天，他們覺得你什么也沒說。沒有一樣是確定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我想，他們可能是學物理的。
    本文中，余還談到，在各個思想學術的領域內(nèi)，我們都可以找到“決定論”，但是現(xiàn)代的各種“決定論”又不是任意的，它們背后有幾十個共同的“基本假定”。大致來說，有些“假定”包括：物質(zhì)決定精神，有形決定無形，具體的決定抽象的，粗糙的決定精致的，下層的決定上層的，卑微的決定高貴的，深層的決定表面的，等等。
    我對這段話不理解的地方有兩處，一是下層的決定上層的，二是卑微的決定高貴的?；蛘呶疫€可以瞎加上幾條：老板決定員工、有錢的決定沒錢的、政府決定人民、地產(chǎn)商決定拆遷戶、野蠻的決定文明的、狠毒的決定善良的。加完一看，似乎并不在同一個范圍內(nèi)。既然加了，就留著吧。我的這些想法，或許都來自平時所說得，類似發(fā)展才是硬道理、有錢才是硬道理吧。
    在《民主與文化重建》一篇中，余說，民主一詞，希臘原始的含義，“民主”不過是許多政治形式之一，而且當時史學家和哲學家的評價中，“民主”還不是品質(zhì)較高的一種政體。……所以伯力克里在以后的雅典“民主”竟然墮落為“多數(shù)人的暴政”了。蘇格拉底便是在這種情形下被群眾判處死刑的。柏拉圖終身反對這種暴民式的“民主”，不是沒有理由的。余還說，我們不能想象，如果沒有華盛頓、杰斐遜等人的民主人格和修養(yǎng)，美國的民主建國會進行得那樣順利。
    去年有一段時間，我想過華文的發(fā)展。那個時候有些苦惱。和鈍刀的一些想法也相左。偶然的機會，我讀了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當時的華文玩過幾次舉手的民主游戲。
    看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才略有所悟。民主在美國是有困境的，為民主要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這在林達和劉瑜的一些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除余英時所談的內(nèi)容外，我想美國的民主還不能忽略歷史的契機和美國的地理位置，當然還應該包括一批具有民主人格和修養(yǎng)的英國貴族。
    余說，反觀中國，民主的唯一精神憑借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但不幸“五四”是一個未完成的文化運動。由于外患的凌逼，“五四”很快地從文化運動轉(zhuǎn)化為政治運動了。——人們忙著救亡去了。
    文中還談到——布魯姆斷定，思想界的不健康已嚴重損害了美國民主的運作：自由變成了放縱，容忍變成了不講是非，民主的多數(shù)原則變成了徇眾隨俗。……民主體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運作必須另有一種健全的文化精神與之配合。
    這些看法，也使我驚覺。如此說來，我們面對的“民主”不過是個早產(chǎn)兒。它遠遠沒有孕育成熟呢。從“五四”到現(xiàn)在，民主不過是口號。像文化被濫用一樣，或許民主也不過是及時的充當了一回替死鬼吧。
    在《中國近代個人觀的改變》一文中，我突然想到了胡蘭成。我記得胡好像是贊成殖民統(tǒng)治的。他在《山河歲月》一書中，好像提到過，對于侵華的日本，自然會不戰(zhàn)自勝。其原因可能是胡相信中國文化。相信文明必定同化野蠻吧?
    我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也深表懷疑。從近幾年收到的一些郵件，QQ群的消息等可見，狹隘的民族主義是有害的。
    在本文中，余說到陸象山、朱熹、曾國藩、阮元、張之洞等人很重視教育。中國人寧愿以老師而非官吏的身份出現(xiàn)。常聽到有人說，“好為人師”，這句話，或多為貶義?，F(xiàn)在想來，這種說法或許是由對西方文化的淺顯理解和厭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聯(lián)系吧。
    在《自我的失落與重建——中國現(xiàn)代的意義危機》一文中，余說，因為我國現(xiàn)代是整個天地崩塌了，西方則是上帝死亡了。這樣的危機不可謂不大。
    我在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一書中，了解了一點“禮壞樂崩”的知識。余用天地崩塌似乎和禮壞樂崩意義不同。禮壞樂崩我以為會有復古的嫌疑。即便，整個意義的延伸已經(jīng)和當時的事實相去甚遠。
    余還說，今天，集體的危機過去了，個體的危機比“五四”淺析還為嚴重，自我的失落是大陸青年一代的普遍現(xiàn)象。……在過去一百年里，最廣為人用的集體性的意義符號，如革命、愛國、人民，但現(xiàn)在已不起作用。
    這些話的啟發(fā)，讓我聯(lián)想到“娛樂至死”。在一個群體中，不娛樂，會很難融入。一句話，你這個人不好玩，沒意思。就能把你拒之門外。我不反對娛樂，但反對娛樂至死。“反者道之動”按照馮友蘭的意思，通俗解釋就是物極必反。娛樂至死走向極端了，也就會出現(xiàn)另外一面。全民娛樂本身就不是一種多元的，健康的，豐富的人生信條。若瘋狂娛樂之后，或有一絲空虛，在這一絲空虛之下，尋找補充是必須的。若還以娛樂來填補娛樂帶來的空虛，怕是會形成惡性循環(huán)。
    書中無疑還有很多豐富的內(nèi)容。讀這本書，只是想解決我生活在當下的一些苦惱。雖然未必有用，但啟發(fā)還是很多的。有興趣者可以一讀。
    讀余英時《中國文化的重建》有感——篇二
    這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自動撤退到中國文化的邊緣，另一方面又始終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好像在大海上迷失了的一葉孤舟，兩邊都靠不上岸。 ——余英時
    文化具有超越的力量——余英時先生在《論文化超越》里，鮮明的提出了這個觀點。對于“文化”這個概念，我之前的認識就是處于“碎片化”，讀了余英時的《中國文化的重建》，對文化的認識倒不敢說有了比較“深”一點的認識，但是我隱約的讀出了這樣的一個“觀點”：文化成為今日中國之危機，知識分子當有該負之責任!
    尤其是在第一篇論述《論文化超越》里，先生從這樣幾個角度，較“通俗”地給予了我這樣的認識。
    首先，現(xiàn)代“決定論”挾著科學的權威侵入了通俗思想，，使文化的超越在近代特別受到普遍的懷疑，中國自有“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又加之現(xiàn)代“決定論”意識的泛濫，使得現(xiàn)代一般人對宗教和一切其他的精神力量都看得很淡，而對于具體而有形的東西則加以重視，例如錢或勢。
    另一方面，“決定論”受寵的緣由作者從心理學上給出了解釋，那就是現(xiàn)代社會“個人完全沒有安全感”。
    愛因斯坦的名言“上帝不擲骰子”，連物理學家都渴望“肯定宇宙具有普遍而永恒的規(guī)律性。”但是歷史發(fā)展真的是由經(jīng)濟原因單獨決定的嗎?作者引用二戰(zhàn)后受斯大林個人的擴張野心而在東歐出現(xiàn)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乃至“決定著中國人非依照蘇聯(lián)方式組織國家”，分析到最后，皆不得不歸結于文化思想的力量。
    從而，讓我豁然，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覷。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在今天依然是無法否認的，美國這個當代最現(xiàn)代的國家，國立精神乃是宗教——清教。“反墮胎”問題正說明美國的宗教力量決定著政治方向。
    其次，中國文化自我超越能力何以迷失?源自對西方文化思想學習的態(tài)度和方式。
    第一，對西方的學習源自于“民族的長期屈辱使中國人不得不以追求國家的富強為最高目的”，“機關槍對打”，讓中國人“站住了”，卻毫無遺漏的向我們暴漏了現(xiàn)代中國人對科學的追求主要還是停留在功利的動機，而不是對科學知識本身有真正的興趣，更沒有注意到科學背后的文化憑借。余先生說，如果不具備“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科學是不會在中國生根的。
    第二，隨著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勢力侵入中國，中國人由最初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稍后發(fā)現(xiàn)中國的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遂開始“變法”，這就逼出了“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
    乃至自“五四”后，中國人逐漸建立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即以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是現(xiàn)代化的主要障礙;現(xiàn)代化即西化，而必須以徹底摧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其前提。
    “五四”以后，雖然有人為中國傳統(tǒng)辯護，但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大都嗤之以鼻，不加理會。當然不能僅僅責備中國知識分子的膚淺，因為近百年來大環(huán)境也不容許他們“沉潛下來”。
    最后，作者從今天中國文化的問題正面論述：今天中國的危機毋寧是文化危機。從客觀方面，中國在過去三四十年中把過去的文化積存幾乎糟蹋光了。
    盡管中國人在近百年中前仆后繼的進行保衛(wèi)國家和革命的事業(yè)，主要是憑借民族文化的力量，即中國知識分子的貢獻不可抹殺(所謂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而運動群眾者，乃那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是也)。但是從五十年代起，中國知識分子遭受到了從所未有的屈辱和迫害，他們的理想和熱情早已蕩然無存了。
    從主觀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機特別表現(xiàn)在青年知識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們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蘊，憎恨傳統(tǒng)而不解中國傳統(tǒng)為何物。”從而把“新名教”和“舊名教”混為一談，不敢公開地反現(xiàn)實，而拉出中國文化和儒家傳統(tǒng)來做替死鬼。余先生斷言，如果今天的文化批判者的主觀愿望竟能實現(xiàn)，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將再一次出現(xiàn)“以暴易暴”的局面!
    因此，在文化成為中國之問題時，知識分子當肩負責任。那就是當“立言”于“責任倫理”之上，切記“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小心自己的“聲勢”被政治家們“坐享其成”。
    保持知識分子的一份“清澈理性”，應從“無力感”中警醒、抽身出來，因為知識分子的“無力感”不僅加深了知識分子自身對“文化超越”的懷疑，更助長了“政治決定論”的普遍意識。中國知識分子當反思：懷疑一切，應先從懷疑自己立論的依據(jù)開始!
    讀余英時《中國文化的重建》有感——篇三
    讀罷余英時的《中國文化的重建》，最先浮上腦海的印象是上世紀 80年代初在大學讀書時流行的一句話：破壞總比建設來得容易。如果隱去每篇文章的成文時間，真會以為是作者在“為今天的中國找靈魂”(書的封面廣告語)而特開的藥方。何以見得?有文為證。
    
    “在一般知識分子的觀念中，似乎存在著一種過分重視政治的傾向……即認為中國的一切問題的解決最后必須訴諸政治。”而實際上，“文化、思想能夠開創(chuàng)政治，而不是政治力量可以宰制文化和思想，北大便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在民主的政治秩序已為我們所共同接受的大前提下，中國人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去想想：建立一個比較理想的政治秩序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文化條件?”(見《民主與文化重建》一文)
    還有在《“創(chuàng)新”與“保守”》一文開篇即引述的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所說過的、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后頻繁被美國人所引用的那段名言：“這是最好的日子，也是最壞的日子;這是智慧的世代，也是愚蠢的世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jié)，也是黑暗的季節(jié);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讀著上述這些文字，你很難想到這本書其實是作者集結了在1988—1991這3年間討論文化和思想問題的文章，距今已經(jīng)又過去了20多年了。這種時空上的錯覺，讓人再次有感于“歷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其實，歷史某種程度上本來就是發(fā)生在昨天的今天的事情，或說是發(fā)生在今天的昨天的故事。那么，這本書主要說了什么?概括起來，主要說了以下幾個問題。
    什么是文化。作者“采用最普通的說法，即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學術、宗教、藝術之類，而關鍵尤其在方式兩個字上”。并且認為“一切民族都有大致相同的精神生活，但方式各有不同”，故“要強調(diào)一點是文化也有它相對獨立的領域”。之前筆者曾以為“文化是人之成其為人的東西”，由此看來，倒也相去不遠。
    文化具有超越性。作者側(cè)重從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入手，闡析了文化超越于政治之上的本質(zhì)屬性，認為“政體只是軀殼，文化則以靈魂注入此軀殼”，“民主不能離開一般的文化基礎而充分發(fā)揮其效能”，“思想的無形力量也會發(fā)生改變歷史的巨大作用;人的自由選擇比歷史規(guī)律之說有時更能說明問題”。“文化的超越力量才使中國有一個延續(xù)不斷的大傳統(tǒng)”。
    作者以歐洲啟蒙運動為例，認為正是由于啟蒙精神基礎的建立，才有 18世紀末葉的西方民主革命，斷言“美法兩大革命是啟蒙思潮的結晶”。此外，作者還透過不同視角回顧總結了近代以來100多年間中國知識分子過分重視政治的成因，在深表理解和尊重的同時也直言剖析了“政治決定論”的危害。
    如何看待“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文化建設的走向。竊以為，關于這一問題的論述，是本書最核心也是最具價值之所在，準確把握這100多年來中國文化建設所走過的歷程及其背后的原因，對于今天如何“重建我們的文化、看清中國的未來、找尋中國的靈魂”，會是一把密鑰，至少在作者看來如此。
    作者對此頗費了些筆墨，從中西文化的差異、文化與政治的關系、中國知識分子邊緣化的過程、民主與文化的關系、現(xiàn)代儒學的困境及成因、中國近代個人觀的改變、自我的失落與重建等不同角度加以闡析，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最近100年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生了斷裂和斷層，中國人對文化的超越性特別是對中國文化是否還具有超越的能力產(chǎn)生動搖和懷疑直到持全盤否定之態(tài)度，是有一個過程的，也有其歷史根源和歷史必然性。
    以往中國雖多次為北方民族所征服，但文化上始終不失優(yōu)勢，19世紀中葉西方勢力侵入中國，才使局面大變。先是發(fā)現(xiàn)科技不如西方，稍后發(fā)現(xiàn)政治制度也比不上西方，清末民初之際，進一步了解到西方的學術和思想也有比中國高明的地方，于是就逼出了“五四”時代的思想革命。
    其軌跡是：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是從局部修改發(fā)展到全盤舍棄，對西方文化則從局部吸收發(fā)展到全盤擁抱。特別是自“五四”以后，中國的知識分子逐漸建立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中國文化傳統(tǒng)是現(xiàn)代化的主要障礙;現(xiàn)代化即是西化，必須以徹底摧毀中國文化傳統(tǒng)為其前提。
    在“救亡”與“啟蒙”的問題上，作者也認同“救亡”壓倒了“啟蒙”這一說法，認為由于外患的凌逼，“五四”很快從文化運動轉(zhuǎn)化為政治運動，中國人在“救亡”心情下要求以西方“真理”來徹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國，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國知識分子在中華民族近百年的前赴后繼的保衛(wèi)國家和革命的事業(yè)中也做出了不可抹殺的貢獻，但由此也埋下了政治意識過分突出的后患。“五四”是一個未完成的文化運動，“五四”在思想史上的主要成就在于為中國人確立了“民主”和“科學”兩大價值。
    作者從文化的角度，闡析了“五四”運動以來救亡圖存主題對文化建設的影響，需要說明的是作者純從歷史角度客觀說明，并無作價值判斷。
    作者認為，“‘五四’時代提倡‘科學’和‘民主’始終未曾超過喊口號的階段，對于西方科學和民主背后的文化成分——宗教的、哲學的、歷史的等，我們的知識幾乎為零。后來中國知識分子轉(zhuǎn)向西方的社會主義理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但“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又有幾個人曾深探馬克思主義的來源”。
    作者由此斷言：“所以我們對‘民主’、‘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解大部分是中國舊觀念的現(xiàn)代化裝。”而今天的青年知識分子“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蘊，憎恨傳統(tǒng)而不解中國傳統(tǒng)為何物。他們的思想境界沒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西學術的修養(yǎng)而言，又遠不及‘五四’先輩那樣堅實”。
    如何完成文化的超越進而重建中國文化。作者開出相關藥方：
    第一，不能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不加分析地進行黑格爾所說的“抽象否定”即全盤否定，只有“具體否定”才能完成文化超越的任務，包括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和發(fā)揮中國文化中那些歷久而彌新的成分，使中國文化從傳統(tǒng)的格局中翻出來進入一個嶄新的現(xiàn)代階段。
    第二，必須盡快地把我們的高等教育加以徹底改造，改變急功近利的過分注重效用的意識，培養(yǎng)一種“為真理而真理”、“為藝術而藝術”、“為科學而科學”、“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
    第三，文化建設是沒有捷徑的，提倡一種思想或改進一種文化都必須長期努力，這項工作不能由政治運動或文化政策來主導，而是需要一個長時期的沉潛研究，要在知識論上加強和補充。
    第四，大陸如果恢復或重建中國的價值系統(tǒng)必須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恢復民間社會的動力，在政治力量之外有比較獨立的社會力量;二是知識分子必須改變反傳統(tǒng)的極端態(tài)度，并修正實證主義觀點，否則便不可能對傳統(tǒng)文化價值有同情的了解。
    以上是對原書作者所開藥方的概括歸納，不一定準確，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是筆者的觀點。但這些觀點在提倡文化建設的當下，無疑能啟發(fā)我們的思考，促使我們深入理解文化究竟是什么、中國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何在以及如何繼承等等不容回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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