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宋代是經濟發(fā)展迅猛的時期，無論在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引人注目的成就。
    農業(yè)
    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yè)，由于人口的增加，墾田面積的擴大，鐵制工具制作進步，耕作技術的提高，產量倍增，以及經濟作物的擴大，多種經營的展開，從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發(fā)展，為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人口和墾田的增加　封建時代的生產以個體勞動為基礎，因而人口的增長和減少，對社會生產具有直接影響。宋代人口就其總趨勢看，一直是增長著的。
    經過唐末、五代以來的長期戰(zhàn)亂，宋太宗趙□末年(997)，全國戶口統(tǒng)計僅有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戶。宋真宗趙恒末年(1021)，增加到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戶，一千九百九十三萬零三百二十口。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戶，兩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增加到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戶，二千九百零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口。宋徽宗趙佶大觀四年(1110)，更增加到二千零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戶，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宋代戶口統(tǒng)計一般只計男丁，戶口數(shù)字中的口數(shù)乃指男丁的人數(shù)。按每戶實際平均五口計算，宋徽宗時全國人口約為一億，這是前代所未達到的。北宋國土小于漢、唐，但人口則多于漢唐，人口增長速度和人口分布密度都高于漢唐，這是宋代農業(yè)生產遠遠超過漢唐的一個重要條件。
    南宋國土比北宋約減少五分之二，而農業(yè)生產發(fā)達地區(qū)都在南宋境內。南宋初，除四川、廣南等地外，東南一帶遭受嚴重的兵燹破壞，如在建炎末，產米最豐富的平江府(今江蘇蘇州)在金軍屠殺和官兵荼毒之余，加上瘟疫，死亡五十萬人，僅剩十分之一二的人口。明州(今浙江寧波)、洪州(今江西南昌)等地都遭受金軍屠城的慘禍。但是，由于北方勞動人民大批南遷，和南方農民共同辛勤勞動，使南宋的農業(yè)生產，較快地得到恢復和發(fā)展。
    宋高宗趙構末年(1161)，南宋全國戶口統(tǒng)計為一千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七戶，兩千四百二十萬二千三百口，此后戶口數(shù)或升或降，至宋寧宗末年(1223)，全國戶口統(tǒng)計為一千二百六十七萬零八百戶，兩千八百三十二萬口。依每戶實際平均五口計算，南宋自孝宗至寧宗時，人口約有六千萬左右。南宋與金朝、元朝接壤的淮南路、京西南路、荊湖北路等，戶口比北宋減少，但在腹地的某些路，人口仍有所增長。如自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至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兩浙路自一百九十七萬五千戶增至兩百二十二萬零三百戶，江西路自一百五十五萬一千八百五十八戶增至兩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三戶，湖南路自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九十八戶增至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戶，福建路自一百零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九戶增至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二百一十四戶，成都府路自八十八萬二千五百一十九戶增至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戶。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墾田面積也不斷擴大。宋代平原地帶已大部墾辟，如浙西平江府一帶，“四郊無曠土，隨高下悉為田”?！敖?江南路)、浙(兩浙路)之田，不以肥瘠，民爭尺寸”?！皟纱ǖ鬲M生齒繁，無尺寸曠土”。在山陵地區(qū)，尤其是南方各路，還到處“墾山為田”，開墾了大批梯田?！疤萏铩币辉~即起源于宋代。宋代梯田的數(shù)量也相當可觀。如福建路大部分耕田都是梯田。建康府(今江蘇南京)的上元和江寧縣，寧國府的宣城縣(今屬安徽)，山田約占耕田的半數(shù)。由于廣大農民的積極墾辟，宋代墾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據(jù)官方統(tǒng)計，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為三億一千二百五十二萬五千一百二十五畝，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即達五億二千四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三十二畝，二十五年間增長了百分之六十八。由于品官形勢之家的隱田漏稅，宋仁宗時登錄在國家版籍上的僅二億二千八百萬余畝，以后雖有所回升，到宋神宗趙頊時，僅達四億六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七畝。根據(jù)宋神宗時人口增長情況，以及宋代農戶生產能力估計，北宋時墾田可達七億至七億五千萬畝，超過漢唐時期的墾田數(shù)。
    農田水利的發(fā)展　北宋時，農民盡可能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開墾農田。長江下游各地，圩田(圍田)大有增加。北宋中期，僅宣州(今安徽宣城)到池州(今安徽貴池)，就有千區(qū)以上的圩田。不少圩田，圩長數(shù)十里，圍墾田達數(shù)百頃、上千頃。例如永豐圩、萬春圩、陶新圩等，就是這類著名的圩田。圩田能防旱抗?jié)常故斋@可得到較多保證，成為當時的穩(wěn)產高產田。絳州(今山西新絳)農民人工引馬壁谷水淤田，使河床淤泥入田，因而原來畝收谷五七斗的鹽堿地，變成了良田，每畝可收二三石。江淮農民還墾殖數(shù)量甚多的沙田。福建、江西等路農民，還“緣山導泉”，在山田種植水稻。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南宋也比較重視水利建設，僅在五十年內，各地興建或修復較大的水利工程，如潭州(今湖南長沙)的龜塘，可溉田萬頃;興元府(今陜西漢中)的山河堰，溉田九千三百三十多頃;鎮(zhèn)江府練湖的七十二源，溉田在萬頃以上。江東路不少州縣也盛行圩田。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的耕地，圩田十居八九。浙西路圍田相望，據(jù)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統(tǒng)計，達一千四百八十多所。淀山湖四周被圍墾幾十萬畝。兩宋在東南地區(qū)興修圩田、圍田之類，實際上即是對低洼地的改造與墾殖。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豪勢之家霸占水利、圍湖造田，平時壟斷水利，一遇澇災則以鄰為壑，又對農業(yè)生產發(fā)生不利的影響。如紹興府著名的鑒湖，灌溉面積幾乎占會稽縣農田的一半，由于豪強富戶不斷侵耕包占，至宋寧宗時，幾乎喪失了灌溉效能。
    農具的改進
    宋時農具制作不但數(shù)量大、質量好，而且品種多。鐵制犁鏵已經多樣化，主要有尖頭、圓頭兩種，適用于耕作不同的土壤。碎土疏土用的鐵耙，安裝在耬車車腳上的鐵鏵，除草用的彎鋤，在北宋中原和華北地區(qū)已普遍使用，說明耕作程序增多，農民對精耕細作更加注意。鐵耙、鍘刀、鐮刀等形制也有改進，輕巧耐用。戽水灌田的龍骨翻車，有全用腳踏和用牛拉的兩種，已為南方農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墾辟，使用了高轉筒車，依靠水力推動，引水上山。其他如插秧用的秧馬、中耕用的云蕩等則是宋代的創(chuàng)造，對農業(yè)生產也有一定的作用。
    作物品種的交流，畝產量的提高，復種技術的推廣北宋結束了十國割據(jù)局面，消除了南、北方交通的障礙，各地農民得以彼此交流培育農作物的經驗。宋太宗曾命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等路各州官員，勸諭百姓種植粟、麥、黍、豆，由淮北提供種子;江北各州則學習南方，廣種水稻。此后，河北、河東、京西、京東等路都逐步推廣種稻。淤田辦法推行之后，北方種稻面積更為擴大。籽滿粒大的天竺綠豆在北宋時引進，西瓜從遼代時自中國西部邊疆傳至中國北部契丹統(tǒng)治區(qū)，南宋初傳到江南地區(qū)，逐漸為各路所普遍種植。由越南傳入的占城稻，宋真宗時推廣到江南、兩浙以及淮南諸路。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強，并且“不擇地而生”，適于普遍種植，從而擴大了稻的栽種面積。南方農民還培育出許多優(yōu)良稻種，如蘇州的師婆粳、箭子稻，洛陽的和尚稻等。這類優(yōu)良品種，僅秈稻就達幾十種之多，糯稻也不下一二十種。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農業(yè)在精耕細作方面有進一步的完善。其中尤以兩浙路精耕細作居全國之最。其精耕細作的方式已比較完善，不僅深耕細耙，而且在育秧，灌溉、糞肥、中耕管理、換茬等方面，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法，因地制宜地種植糧食作物。
    由于優(yōu)良品種的培育和交流，比較普遍地實行精耕細作，提高了農田單位面積產量。北宋兩浙路產量最高，蘇州一般年成每畝產米二至三石。南宋自四川至長江下游，一般都可產米兩至三石，還出現(xiàn)了畝產稻谷六七石的高產記錄。
    在宋代復種技術也得到了推廣。自大江以南，稻米普遍分“早禾”和“晚禾”兩種，種植和收獲的時間不同，但一般并非雙季稻。南宋時，由于愛吃面的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佃客繳租，在不少場合下，只納稻，不納麥，促使冬麥和晚稻兩熟制得到大面積推廣，成為長江流域相當普及的耕作制度，改變了南方種麥較少的狀況。實行復種，一般可畝產稻麥三四石。此外，在閩廣一帶已出現(xiàn)雙季稻，然而僅限于膏腴的農田種植，尚不普遍。由于提高畝產量和增加復種指數(shù)，宋代耕田的利用率大為提高，這是農業(yè)史上的重大變革，宋代以后的糧食生產仍大體沿襲了這個發(fā)展方向。
    經濟作物的發(fā)展，專業(yè)化程度的提高　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基礎上，宋代的經濟作物，特別是在南方，有相當大的發(fā)展。當時有菜園戶、漆戶、藥戶、花戶、果農、菜農、蔗農等專業(yè)經營者，他們部分或主要地從事商品生產，這對男耕女織的傳統(tǒng)自然經濟結構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南方各地普遍栽種茶樹。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和川蜀地區(qū)，種茶的園戶極多，不少州郡以產茶著名。北宋時，僅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地區(qū)，每年輸送官府茶葉專賣機構的，即達一千四百四十一萬二千斤，而淮南產茶地則由官府自己置場，督課園戶采制，其歲入數(shù)字還不計在內。南宋的產茶州縣又比北宋有所增加。川蜀、兩廣、兩浙、福建是著名的甘蔗種植區(qū)，福、明(今浙江寧波)、廣、漢(今四川廣漢)、遂(今四川遂寧)五州都有一些“糖霜(冰糖)戶”，種植甘蔗，生產各種蔗糖，其中以遂州(南宋升遂寧府)的冰糖最為著名。蘇州洞庭山共三千戶居民，“多種柑橘、桑麻，糊口之物盡仰商販”;種柑橘一畝，比種稻麥得利多至數(shù)倍。廣南農民也“多種柑橘以圖利”。福建、廣南、川蜀還種植荔枝，以福州所產最多，興化軍(今福建莆田)“最為奇特”。
    宋朝的紡織纖維生產仍以絲和麻為主，而棉花的栽培區(qū)逐漸擴大，產量逐漸提高。北宋至南宋初，植棉地區(qū)局限于氣候較熱的廣南和福建路。棉花當時稱吉貝或木綿。海南島的黎族人民和云南大理地區(qū)人民，北宋末，曾與金朝商定，將木綿布一萬段，作為歲幣的一部分。南宋初，宋廷所需的木綿布是從福建路收買。到南宋后期，棉花種植區(qū)已向北推進到江淮和川蜀一帶。
    各地農業(yè)發(fā)展的不平衡
    宋朝農業(yè)生產南北方發(fā)展不平衡，經濟重心已顯著南移，而南北各路的生產水平也同樣存在頗大的差異。在北方，河北路、京東路、陜西路的關中平原一帶是比較富庶的地區(qū)，但河北路東部沿海一帶，因大面積鹽堿地的存在，也不適于耕植。河東路和陜西路的大部是貧瘠落后的地區(qū)。京西路在北宋建國后約一百年內，一直是人口稀少，大量土地荒廢，后來才得到開發(fā)。
    在南方，長江下游和太湖流域一帶的兩浙路，是豐腴的谷倉，出現(xiàn)了“蘇湖熟，天下足”或“蘇常熟，天下足”的諺語。四川的成都平原，江南東、西路等地的農業(yè)也相當發(fā)達，而荊湖南、北路的農業(yè)生產水平較差。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以粗放經營為主，尚未得到很好開發(fā)，然而至晚在北宋后期，缺糧的福建路已必須依賴廣南余糧的接濟，廣南的糧食甚至還由海道遠銷兩浙路。四川、荊湖不少山區(qū)和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還停留在刀耕火種的水平。北宋的淮南路也是比較富庶的地區(qū)。南宋時，淮南東、西路，京西南路等地，與金朝、元朝接壤，因長期戰(zhàn)亂，大片農田荒蕪，耕作粗放，畝產量很低，始終沒有恢復到北宋時的生產水平。
    盡管宋代各地農業(yè)發(fā)展很不平衡，但從總的方面來看，其發(fā)展水平遠遠超過漢唐，則是無疑的。手工業(yè)　　中國古代三大發(fā)明──指南針、印刷術、火藥、宋時逐漸應用于實際，獲得迅速發(fā)展。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部門，在原料采集、生產過程和產品種類、數(shù)量方面，都有顯著的進展。各業(yè)作坊規(guī)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獨立手工業(yè)者的數(shù)量也較前代加多。
    造船業(yè)的發(fā)達
    北宋建都開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載運東南的糧食等貨物。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歲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官營作坊打造戰(zhàn)船、漕船等，民營作坊打造商船、游船。兩浙的明(今浙江寧波)、溫、臺(今浙江臨海)、婺(今浙江金華)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贛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荊湖的潭(今湖南長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陜西的鳳翔府斜谷(今陜西眉縣西南)等地，都已成為造船業(yè)的中心。福建沿海四個州軍都生產海船，海船質量居全國首位。長江兩岸交通要沖還設有專門修船的場所。
    內河航運出現(xiàn)了“萬石船”。當時所造海船船形下側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設備齊全，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方面。還設置了隔離艙，使用了稱為“轉軸”的桅桿，從而增強了戰(zhàn)勝逆風惡浪的能力。這種海船在當時世界上是最先進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人建造。北宋末年出使高麗用的一種大海船稱“神舟”，其高長闊大，什物器用及所載人數(shù)都相當于“客舟”的三倍。洞庭湖的楊么起義軍與官府對抗，雙方都用大力制造車船。車船用翼輪激水行駛，每一雙翼輪貫軸一根，謂之一“車”，軸上設踏板，供人踩踏。當時出現(xiàn)三四十車的大船。車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于航海。后來又發(fā)展了車槳并用，又可隨時裝卸的新技術。造船業(yè)的發(fā)達，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
    礦冶業(yè)
    宋代采礦冶煉業(yè)的發(fā)展為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河北、京東、陜西、河東等路都已大量開采石炭(煤)。河東境內居民、東京開封及其附近城鄉(xiāng)的上百萬戶人家都用石炭作燃料。封建官府在許多地方的市場都征收石炭稅，或由官府買賣石炭。江西豐城、萍鄉(xiāng)山間的煤礦也已被開采。今河南鶴壁市發(fā)現(xiàn)北宋后期河北路相州的煤礦遺址，由地面開鑿豎井，依煤層開掘巷道，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內后外，逐步后撤，還有排水井和木制轆轤等排除坑道積水的設備。
    今河北邢臺、安徽繁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發(fā)現(xiàn)宋代冶鐵遺址。繁昌遺址的冶鐵爐呈圓形，用栗樹柴作燃料，石灰塊作熔劑，但更多的冶鐵爐使用石炭作燃料。石炭火力強，冶煉快，鐵的質量高，對改進農具作用極大。徐州利國監(jiān)(今屬江蘇)、兗州萊蕪監(jiān)(今屬山東)是當時著名的冶鐵地。宋仁宗皇祐(1049～1053)間，全國每年得鐵七千一百二十四萬一千斤。宋英宗時，又增加一百余萬斤。利國監(jiān)用石炭冶鐵作兵器，犀利異常。冶鐵爐的鼓風器由皮囊改為木風箱，裝置牢固，風力增大。　　宋代在軍事和醫(yī)藥上都已利用石油，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科學地預見到石油日后“必大行于世”。
    北宋初，全國共有礦冶二百零一處。宋英宗時增加到二百七十一處。宋仁宗皇祐時，朝廷每年得金一萬五千零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宋英宗時，金減少九千六百五十六兩，銀增加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兩。鑄錢用的銅，由官府嚴格控制。宋仁宗皇□時，年收五百一十萬零八百三十四斤。宋英宗時，增至六百九十七萬零八百三十四斤。宋神宗時，更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銅錢需要鉛、錫混合鑄造。宋仁宗皇祐時，鉛年產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零六百九十五斤。宋英宗時，鉛增為二百零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增產一百余萬斤。宋神宗時，鉛更增加到九百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兩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這樣高額的礦產量在當時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南宋礦冶業(yè)在產品數(shù)量上較北宋遜色，但在技術上又有一些提高?！　〖徔棙I(yè)　北宋時，南方的絲織業(yè)逐漸勝過北方。兩浙、川蜀地區(qū)的絲織業(yè)最為發(fā)達。宋仁宗時，梓州已有幾千家機戶，從事絲織業(yè)生產。成都府、漢州(今四川廣源)、青州(今山東益都)、濟州(今山東巨野)、河北路等地也有許多機戶或綾戶。開封府設有綾錦院，為皇室貴族織造高級織品。河北路產絹，號稱“衣被天下”。絲織物的品種和花色比前代增加了很多。如蜀錦就有數(shù)十種名目，號稱“天下第一”。亳州(今安徽亳州)輕紗，撫州(今屬江西)蓮花紗和醒骨紗，婺州(今浙江金華)紅邊貢羅和東陽(今屬浙江)花羅，越州(今浙江紹興)寺綾，邵州邵陽(今屬湖南)隔織，定州(今河北定縣)刻絲(即隔織)等，是當時著名的絲織品。李覯描述當時江南地區(qū)絲織業(yè)的盛況說：“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蠶女勤苦，罔畏饑渴。……繭簿山立，繅車之聲連甍相聞。非貴非驕，靡不務此?！瓲帪槔w巧，以漁倍息?！甭榭椃植荚诔啥几贰V南西路、京東東路、河東路等地，廣西廣泛種植苧麻，農村婦女都善長織布。麻布產量比唐代增加很多。有些地區(qū)的麻織品極為著名，如明州象山女兒布、平江府(今江蘇蘇州)昆山藥斑布、江西虔布等。南宋絲織品和麻織品的生產繼續(xù)增長，隨著植棉區(qū)的擴大，棉織品在全部紡織品中的比重有所上升。
    染色業(yè)
    宋代印染技術比唐代有所提高?？坦さ裨旎ò?，供給染工印染斑纈。開封有官營染坊，也有象“余家染店”的民營染坊，還有推車染色的工匠。各州也有民營染坊和染工。
    造紙業(yè)
    隨著雕版印刷業(yè)的興盛，紙張的需要量激增，促使民間造紙業(yè)迅速發(fā)展。宋代造紙技術比前代大有提高。徽州黟縣、歙縣生產的紙張，放在熏籠上用火焙烤，五十尺為一幅，各幅勻薄如一。這種方法比上墻日曬要進步得多。因此，紙張的產量比前增加很多。宋代紙張一般都達到薄、軟、輕、韌、細的水平。紙的種類很多，有白色紙、自然色紙等。在質量方面有薄厚與粗細之分，又有全料和半料之別。四川的藤紙、浙東的竹紙、江南的楮紙等，因原料的不同而各有特點。江西清江的藤紙、江東徽州的龍須紙、平江府的春膏紙等都是紙中佳品。各地還有多種加工制作的箋紙。紙張經過加粉、加蠟、染色、砑花，制造成精致的印花箋，箋色有紅、紫、褐、黃、碧等，而以紅色箋最為流行。建陽書坊曾用一種特制的椒紙印書，系用山椒果實煮汁染成，紙性堅韌，且可防蠹。紙還用來制作紙甲、紙被、紙帳、紙衣等。
    制瓷業(yè)
    宋代制瓷業(yè)普遍發(fā)展，在產量和制造技術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制瓷窯戶幾乎遍布全國各地。不僅供貴族享用的高級瓷器，在工藝技術上達到新水平，而且生產出大量的一般日用器皿，為居民廣泛使用。各地瓷窯形成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定州(今河北定縣)定窯，所產薄胎白瓷，用印花、刻花和劃花裝飾的日用器皿，曾充作貢品。汝州(今河南臨汝)汝窯，生產帶有較細紋片的青釉瓷，“色近雨過天青”，宋徽宗時專為王室燒造。潁昌府陽翟(今河南禹縣)出產的瓷器，釉色若玫瑰般嬌艷，間以紫紅和青藍，極盡絢麗燦爛，后世稱為“鈞瓷”。開封官窯生產的瓷器，土脈細潤，有月白、粉青等色，帶蟹爪紋片。南方的饒州(今江西波陽)景德鎮(zhèn)窯，出產各種品類的瓷器，遠銷各地，號稱“饒玉”。該鎮(zhèn)瓷窯內部已有很細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車坯、釉坯之分，還有印花、畫花、雕花之分。臨安府鳳凰山、烏龜山下官窯，出產瓷器的釉面呈現(xiàn)出各種美麗的紋片，特別是青瓷，有翠青如玉之感，是瓷中珍品。此外，如北方的耀州(今陜西耀縣)窯、磁州(今河北磁縣)窯，南方的吉州(今江西吉安)窯、處州龍泉(今屬浙江)窯以及廣南東路、福建路沿海地區(qū)的瓷窯，也都發(fā)展迅速。廣南東路和福建路的瓷器主要是銷售海外。宋代瓷器產量的增長，使制瓷業(yè)在宋代全部手工業(y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見彩圖鈞窯玫瑰紫花盆、哥窯葵瓣口瓷盤、汝窯瓷盤、官窯貫耳瓶)
    制鹽業(yè)
    宋代制鹽有曬、煮兩種方法。解州安邑(今山西運城西北)、解縣(今運城西南)境的鹽池是池鹽的主要產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等路沿海地區(qū)，煮海水為鹽。河東、陜西、河北等路的一些地區(qū)的貧苦農民括取咸土煎煮為鹽，稱為土鹽，以并州的永利監(jiān)(今山西太原南)為最多。成都和梓、利、夔州等路鑿井取鹵煎煮，稱為井鹽。宋仁宗時，蜀中民間首創(chuàng)卓筒井，口小而井深，井壁與唧筒都用竹為之，采用了機械提鹵的先進技術，極大地提高了功效。
    手工業(yè)作坊
    宋代規(guī)模較大的手工業(yè)生產，都集中在官營和少數(shù)私營的作坊。官營作坊為統(tǒng)治階級制造器物。南、北作坊在宋神宗前，分成五十一作，有工匠和兵校七千九百三十一人，專門制造各種軍用物資。官營作坊主要“差雇”民匠;有時也和雇一些民匠，并役使有手藝的軍匠、罪犯等，私營作坊采用和雇方式雇募民匠。陵州(今四川仁壽)開私鹽井的豪民，一家多者有一二十口井，少者有七八口井，每家和雇工匠四五十人到二三十人，每井約四五人。工匠大都是隱名改姓逃避戶籍和刑法的農民或罪犯，向豪民領取“工直”。徐州利國監(jiān)有三十六處鐵冶，每冶工匠至少數(shù)十人，多雇傭逃亡農民。這些工匠脫離了農業(yè)，對雇主不存在嚴格的隸屬關系，但遭受著殘酷的經濟剝削商業(yè)、城市經濟、貨幣流通。
    宋代商業(yè)的發(fā)展，超過了前代，大城市和小鎮(zhèn)市的興旺發(fā)達，紙幣的出現(xiàn)和廣泛使用，海外貿易的盛況空前，都非常引人注目。大城市的繁華。小鎮(zhèn)市的興旺　宋時因城市人口的膨脹，在很多州縣城門外，形成了新居民區(qū)，稱做草市。有的草市，例如著名的鄂州南草市，其人口和規(guī)模甚至大大超過城區(qū)。
    宋代擁有一批人口在十萬以上的大城市。都城開封是北宋最大的城市。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開封府僅新、舊城內，八廂居民，即達九萬七千七百五十戶。唐代長安和洛陽城內的坊只是居民住宅區(qū)，黃昏后鎖閉坊門，禁止夜行，商業(yè)活動只能白天在市里進行。北宋開封和其他大城市的繁盛，逐漸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相同行業(yè)的店鋪多集中在鄰近，工商與居民雜處，面街開店，隨處都有商鋪、邸店、質庫、酒樓、食店。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中庭兩廡可容上萬人，商旅交易，都集中在這里。還出現(xiàn)了遲至三更的繁盛夜市，到五更，“鬼市”(早市)又開張營業(yè)。各地貨物諸如糧食、水產、畜產、蔬果、茶、酒、藥材、紡織品、器皿、書籍等，都運到這里銷售。日本扇、高麗墨和大食香料、珍珠等，在開封市場上也是熱門的貨物。宋真宗時，北京大名府的坊郭主、客戶也達幾萬家。宋仁宗時，廣州只有子城，城外“蕃、漢數(shù)萬家”。
    臨安府作為南宋的“行在所”，也是最大的商業(yè)城市。盡管在南宋初遭受嚴重戰(zhàn)禍，到宋寧宗初年，臨安府城已增至十一萬二千多戶。市民、達官貴人、官府和宮廷所需的糧食和百貨，都來自附近州縣，以至福建、廣南、淮南等地，城內店鋪林立，還有不少質庫、手工業(yè)作坊、寄存貨物的塌坊，十分繁華。長江下游的建康府(今江蘇南京)也是重要的商業(yè)城市，南宋后期府城人口達幾十萬。長江中游鄂州(今湖北武漢武昌)城外的南草市，是川、廣、荊、襄、淮、浙的貿易中心，居民達十萬戶。四川的成都府城也達十萬戶。泉州作為對外貿易中心，州城居民約十萬戶，五十萬人。
    在大城市發(fā)展的同時，成千上萬個鎮(zhèn)市也因商業(yè)的發(fā)達而興盛起來。《元豐九域志》等書都記錄了大量鎮(zhèn)名，其地位僅次于縣治。官府在各鎮(zhèn)設立場務，收取商稅。市的地位又低于鎮(zhèn)，有些市也設置行政機構。有的鎮(zhèn)市發(fā)展到相當大的規(guī)模。如黃池鎮(zhèn)(今安徽蕪湖東)和沙市(今屬湖北)是從屬于州縣的鎮(zhèn)市，卻發(fā)展為商旅萃聚的貿易中心，黃池鎮(zhèn)商業(yè)的繁榮已超過太平州(今安徽當涂)。上海的前身青龍鎮(zhèn)(今上海青浦縣北)，也是宋時有名的商埠。此外，鄉(xiāng)村還有定期的集市，稱墟(見墟市)、集(或草市)，農民在此出售蔬菜、魚蝦或手工業(yè)品，成為溝通城鄉(xiāng)經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較大的市、墟或集開設酒店、客店。有些市、墟或集因商業(yè)的發(fā)達而發(fā)展成為鎮(zhèn)，有的鎮(zhèn)也升為縣。由于商品流通和交換的頻繁，官府在不少商船客貨輻輳地設置稅場，商稅收入也非常可觀。
    行與作
    唐代城市中同業(yè)店鋪組織成行。宋代自都城至州縣城鎮(zhèn)，同業(yè)商鋪組織成“商行”。入行的商戶稱“行戶”，參加商行叫“投行”。隨著商業(yè)的發(fā)展，商行的組織不斷增加。開封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臨安有四百一十四行。商行保護和壟斷本行的商業(yè)利益。外來的商人，不經投行，不得在市上貿易。各行有自己的行話，行的首領叫“行頭”或“行老”，他們有權規(guī)定本行商品的價格。各行還有作媒介招攬買賣的牙人。
    商行還是官府控制和勒索商人的工具。唐代后期，皇室通過商行征購宮廷需用的貨物，稱“宮市”。宋真宗時，宮中也常常通過商行向商鋪征購貨物。內東門司購買行人物品，有拖欠多年不給價錢的。開封供應百貨的商行，被官府上下勒索，比別處多十倍以上，各行賠累很多。各行商鋪被迫輪流“祗應”，向皇室或官府低價或無償?shù)靥峁┴浳铮绦蟹炊蔀槭`商人的一種組織。
    民間工匠的同業(yè)組織也稱“行”，開封的各行工匠集中在大貨行和小貨行。如做靴鞋的稱“雙線行”。行又可稱“作”。如木作、碾玉作、漆作等，其中包括作坊及各類工匠。有些行業(yè)的工匠尋找工作，必須經行老介紹。
    貨幣流通
    北宋貨幣以銅錢為主，鐵錢為輔。金銀作為貨幣，流通量不大。北宋銅錢年鑄造額約為唐朝的一二十倍，特別到宋神宗元豐時，年鑄造額高達五百零六萬貫，依每貫五宋斤計，約折合一萬五千余噸。盡管如此，北宋的銅、鐵錢仍不能滿足商品流通的需要，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還出現(xiàn)了“錢荒”。
    商業(yè)中的“賒”，即信用關系，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見交子、錢引)。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十六戶富商發(fā)行一種交換券，叫做“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官府收奪私家發(fā)行紙幣之權，在益州設立交子務，負責印制和發(fā)行交子事務。交子以鐵錢作為本位，每界(期)發(fā)行額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另儲備鐵錢三十六萬貫，以保證交子隨時兌換。交子以兩周年為一界，當界滿時，制造新交子，調換舊交子。商民向官府持舊換新，每貫交紙墨費三十文。起初交子只在川峽流通，后來發(fā)行數(shù)量越來越多，交子流通的地區(qū)擴大到陜西、河東等路，官府便在開封設置交子務，專門負責交子的印造發(fā)行。
    南宋銅錢年鑄造額減至十萬貫左右。最多的年份也不過十五六萬貫。由于大量銅錢外流，錢荒愈益嚴重。除了鑄造鐵錢外，紙幣逐漸成為主要的貨幣。南宋的紙幣主要有四種，四川錢引、湖廣會子和兩淮交子都以鐵錢為本位，東南會子則以銅錢作為本位。各種紙幣都有規(guī)定的流通地域，相互之間又有一定的兌換率。官府沒有足夠的銅錢和鐵錢作為兌換本錢，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又大量濫印紙幣。東南會子在宋孝宗時，規(guī)定兩界并行，每界發(fā)行一千萬貫，到淳祐六年(1246)，第十七、十八界東南會子已發(fā)行了六億五千萬貫。濫發(fā)紙幣，造成嚴重的幣價貶值，通貨膨脹，使廣大人民的生活遭受很大痛苦，而政府的財政危機也愈益嚴重。南宋亡國前夕，賈似道又主持發(fā)行新紙幣關子，停止第十七界東南會子的行用，規(guī)定第十八界東南交子三道折合關子一道，結果卻造成更劇烈的通貨膨脹。
    宋與遼、西夏、金等的經濟交流
    宋與遼、西夏、金、回鶻、大理、吐蕃等存在不同程度的經濟交流。宋與遼、西夏、金在某些交界地點設置榷場，進行官方許可的貿易，但榷場貿易有各種規(guī)定和限制，官府還要抽稅，故民間的走私貿易，不論在陸地或沿海，都相當興盛。宋與遼、西夏、金等使者相互往還，也往往附帶做生意。遼對宋出口物品有羊、馬、馬具、皮革、毛氈、刀劍、北珠、鹽等，宋對遼的出口物品有茶、藥材、糧食、絲麻織品、漆器、香料、犀角、象牙、硫磺、銅錢等。宋的榷場收入大致可抵消對遼輸納歲幣的損失。西夏對宋的出口物品有駝、馬、牛、羊、玉、氈毯、藥材、鹽等，宋對西夏的出口物品有茶、絲織品、糧食、香料、漆器、瓷器、銅錢、銀等，特別是茶馬貿易，對宋與西夏都至關重要?；佞X將玉器、馬匹、藥材、香料等運往內地，從內地換回茶、鐵器、錢幣等。金對宋的出口物品有北珠、毛皮、人參、絲織品、銀、馬等，宋對金的出口物品有糧食、茶、銅錢、牛、書籍、外洋舶貨等。遼、西夏、金主要使用宋朝錢幣。在今吉林、內蒙古等地的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湖州銅鏡、建陽刊本，而景德鎮(zhèn)和龍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各地。大理是南宋的主要馬匹供應者，其出口物品還有藥材、手工業(yè)品等，宋對大理的出口物品有書籍、絲織品、錢幣、茶、銀等。中國境內各個政權密切的經濟聯(lián)系，為元朝統(tǒng)一準備了重要條件。
    海外貿易
    宋時海外貿易得到很大發(fā)展，與海外聯(lián)系地區(qū)之廣，進出口貨物品種和數(shù)額之多，都遠遠超過了前代。宋朝是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貿易國。
    宋時有從廣州和泉州通往越南、印尼乃至阿拉伯、東北非洲等地的海上交通線，還有從明州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麗，由登州(今山東蓬萊)或密州板橋鎮(zhèn)(今山東膠縣)通往高麗的海上交通線。宋朝與印度支那半島、南洋群島、阿拉伯半島以至東北非洲等幾十個國家都有貿易關系。
    北宋在主要港口廣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秀州(今浙江嘉興)、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等地相繼設立市舶司，主管舶商進出手續(xù)，并征收舶稅，抽買舶貨。宋仁宗皇□時，市舶收入每年為五十三萬余貫，宋英宗時增為六十三萬余貫，成為國家的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南宋海外貿易有很大發(fā)展。宋高宗在位末年，市舶收入達二百萬貫，超過北宋最高額近一倍以上。為保持市舶收入的穩(wěn)定增長，宋朝有時還派遣使臣出海，招徠外商。廣州和泉州都是當時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明州主要與日本、高麗貿易，規(guī)模略小。
    在兩浙、福建、廣南等路，海商數(shù)量很多?！镀贾蘅烧劇份d“海舶大者數(shù)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為綱首”?！安按铋煾鲾?shù)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shù)尺許，下以貯貨，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這就是宋代商人來往東南亞等地搭載的商船。
    大食、真臘、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等國，也有不少商人經南海到宋朝貿易。宋朝輸出東南亞等地的商品主要有瓷器、絲織品、銅錢、金、銀、銅、鐵、鉛、錫等;輸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珊瑚、珍珠、玳瑁、蘇木等。
    宋朝和日本、高麗之間的貿易關系極為密切。宋朝開往日本的商船，主要由兩浙路出發(fā)，幾乎年年都有。宋朝運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有藥材、香料、瓷器、文具、書畫、絲織品等，自日本輸入的商品主要有硫磺，木材、水銀、沙金、工藝品等。日本制造的寶刀和扇子，在宋朝最為著名。宋朝不斷有商船橫渡黃海，駛往高麗。運往高麗的商品有各種綢緞、臘、茶、瓷器、書籍等;自高麗輸入的商品有人參、礦產、綾布以及扇子、文具等。
    交通運輸、郵遞
    宋代交通運輸業(yè)也相當發(fā)達。內河運輸以大江(長江)、汴河和運河為主動脈。自東南地區(qū)通過汴河和運河輸送東京的糧米，一般為六百萬石，有時甚至達八百萬石，漕運額大大超過前代。陸游描寫長江中游鄂州稅務亭一帶，“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尾不絕者數(shù)里”，“吳船與蜀舸”途經黃牛峽(今湖北宜昌西)時，都要到廟中祈神，反映了大江民間水路運輸?shù)呐d盛。宋朝除廣泛的海外貿易外，國內沿海運輸業(yè)也有較大規(guī)模，兩者都以民間運輸為主。南宋初，官府一次自潮州海運三萬擔糧至福州，而另一支船隊又運糧至溫州。宋朝缺馬，畜力車以牛車最普遍，也廣泛使用人力和畜力馱運。開封府的“太平車”需用五、七頭牛拉拽，“平頭車”則是獨牛車，又有驢拽的獨輪車，人拽的“浪子車”。宋時官府運輸，往往以同類物資編組為綱。如米以一萬石為一綱，銅錢以兩萬貫為一綱，金以兩萬兩為一綱，銀以十萬兩為一綱。官府以綱作為計量單位，制訂有關綱運的各種法令，其中包括對押綱人員的獎懲。
    宋時的通信系統(tǒng)是遍布各地的驛站網。郵遞分步遞、馬遞、急腳遞、金字牌遞等。規(guī)定步遞日行二百里，除官府文書外，還可郵寄私人信件。馬遞日行三百里。急腳遞日行四百里。金字牌遞日行五百里。金字牌是朱漆牌，刻以金書“御前文字，不得入鋪”，專用以遞發(fā)皇帝御前緊急重要公文。事實上規(guī)定的速度往往達不到，郵遞稽遲的情況經常發(fā)生。南宋時，樞密院又造一種以雌黃色為底色的青字牌，規(guī)定日行三百五十里;后又改用黑漆紅字牌，規(guī)定日行三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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