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局類殘棋，楊柳城邊懸落日;
    衣冠一杯土，梅花冷艷伴孤忠。
    古城揚州，莊嚴肅穆的史公祠內，楹聯(lián)款款，道出了人們對明末忠相史可法的不盡哀思?！叭松怨耪l無死”，史可法憑借著明清之際的歷史舞臺，演出了自己慷慨悲壯的最后一幕。從此，偉大祖國的歷史畫廊里，又多了一位民族英雄的塑像。
    家庭熏陶 得遇良師
    史可法(公元1601—1645年)，字憲之，號道瞵，明神宗萬歷三十年(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今開封)一戶中產人家。據(jù)《明史·史可法傳》記載，他的母親尹氏在懷孕時，曾夢見文天祥走進屋內，之后便生下史可法。這種說法雖難免帶有迷信色彩，但它反映了人們對史可法的無限懷念之情。在人們心中，史可法與文天祥一樣是盡忠報國的民族英雄。
    史可法的祖父史應元鄉(xiāng)試中舉，曾官至黃平(今貴州黃平縣)知州，他是位對老百姓“有惠政”、“月俸外，囊無一錢”的少有清官。史可法出生時，明朝已經(jīng)逐步走向衰微。明神宗朱翊鈞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寵信宦官，搞得朝廷內外一片烏煙瘴氣。當時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土地兼并嚴重，再加上水旱蟲災，農民起義不斷爆發(fā)。周邊各少數(shù)民族紛紛崛起，外患頻仍，危機四伏。面對如此國況，對國運興衰尤為關注的史應元整日憂心忡忡。但當他聽到史可法的第一聲啼哭時，心情大為振奮，臉上露出少有的笑容。
    史可法的父親史從質，母親尹氏，都體弱多病。史從質一生未應試獵取功名。辭官歸故里的祖父，眼看兒輩沒多大出息，家道逐漸衰落，便對長孫史可法寄予很大期望。幼年時代的史可法在祖父嚴格督導下，遵循著儒家博通經(jīng)史的要求，刻苦用功讀書。除了學文以外，史可法繼承先人尚武的傳統(tǒng)，時常練武，從而造就了他的文武雙材。
    史可法生性聰穎，少時即有“神童”之稱。他學習異常勤奮，兒時所讀的書是同齡人的幾倍，且能出口成章。他曾自題對聯(lián)于書屋：
    古硯不容留宿墨，
    舊瓶隨意插新花。
    所謂“不容留宿墨”即“今日事今日畢”，其學習刻苦的態(tài)度可見一斑。
    良好的早期教育使史可法性情耿直，孝順父母，立有鴻鵠之志：努力修身齊家，以便將來治國平天下。
    對史可法一生影響最大的是其恩師左光斗(公元1575—1625年)。萬歷四十八年隆冬臘月，年方19歲的史可法在京師附近的一所古寺內研習經(jīng)史。一天，風雪交加，天氣寒冷，時任北直隸提學的左光斗帶著隨從微服出行，因躲避風雪而入古寺，見偏房中有一年輕人，因讀書疲困，正伏案而臥，案頭攤著一篇剛草就的文章。作為一府主管教育的長官，他下意識地將文章拿著看看，目下數(shù)行，左光斗不覺眼前一亮：這文章的見識和才華太出眾川及至仔細看畢，為國惜才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貂皮袍子，輕輕披在熟睡的青年身上，臨出門又將房門輕輕關上，以免過堂風把年輕人吹涼了。左光斗向方丈打聽，原來這位二十歲的年輕人名叫史可法，是千里迢迢從祥符趕來參加府試在此借讀的士子。
    府試之時，當堂上點名到史可法時，主考官左光斗將他仔細打量了一番。一看卷子，果然很好，隨即點為府試第一名。從此，這位年輕秀才，便算是左的門生了。左光斗將史可法安頓在自己家中食宿，并且月支薪米，給他奉養(yǎng)父母。每當公余之暇，師生便在書房內談論時局，辯論古今，形同父子。左公總是以忠孝大義勉勵史可法，當談到國家危難時，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情緒激動起來時，他的眼睛竟冒出血來。左光斗曾不勝感慨地指著史可法對夫人說：“我的幾個兒子都是平庸之輩，將來繼承我志向和事業(yè)就是這個人?！?BR>    這時的史可法還未脫盡孩子氣，有次他好奇地偷偷把老師的官服穿著試試，不巧恰被左光斗碰見了，這下可把史可法嚇了一大跳，可是左光斗卻笑著說：“沒關系，穿這官服算什么，你是當宰相的料子!”常言說：伯樂識千里馬，這個比喻用在左、史的情誼上無疑是恰當?shù)?，但卻又是遠不足以表述其深刻內蘊的。
    明朝末年，政治腐敗。東林黨與閹黨從政治到經(jīng)濟都存在尖銳的利益沖突，激烈的斗爭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閹黨手中有皇帝這張王牌，斗爭結果必然是東林黨人慘遭鎮(zhèn)壓。
    天啟五年(1625年)，魏忠賢鎮(zhèn)壓東林黨人的惡浪終于將左光斗打入了由宦官把持的東、西廠監(jiān)獄。左光斗在獄中慘遭炮烙(一種用燒紅的鐵塊來燒烙犯人的酷刑)，命在須臾。在親朋都怕株連，躲得遠遠的不敢作聲的情況下，史可法以五十兩銀子買通獄卒，化裝成一個掏大糞者，冒險闖入布滿著魏忠賢爪牙的獄中。此時左光斗的面額已被烙鐵燒得焦爛，連眼睛都已不能睜開，左藤以下筋骨盡脫，正席地倚墻而坐。史可法睹此慘景，跪在老師身旁，抱著老師的膝蓋失聲哭泣起來。左光斗從哭聲中辨出了來人是誰，奮力用手指撥開眼眶，炯炯的目光直盯著史可法，憤怒地罵道：“沒出息的奴才!這是什么地方，你居然來了!國事敗壞到如此地步，我已經(jīng)完了，你竟敢將自己生命看得不值錢，跪到這里來尋死，天下大事將靠誰來支撐?你不快走，不必等暗探發(fā)現(xiàn)和陷害你，我現(xiàn)在就把你打死!”說著便摸地下的刑具要向史可法打去。史可法只得趕快離開這人間地獄。
    這件事對史可法的心靈震撼太大了!連同前面一件件感人至深的事跡，都永不磨滅地深深銘刻在史可法的心中。老師的教誨、期望以及老師不論身處何境都以國事為重的崇高政治品質，如同燈塔，照亮著他的人生旅程;如同航標，指引著他的人生方向。后來每次提到老師，史可法總是聲淚俱下地說：“吾師的肺肝是鐵石所鑄造的?！蔽覀兛梢哉f，史可法的肺肝在相當大的成分上是左光斗所鑄造的。左公被陷害致死后，史可法用重金買通獄卒，收殮遺骸，使恩師得以安息。
    家教、幼學、師訓使史可法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將忠、義、節(jié)作為自己最大的人生信條。
    恪盡忠心 興利革弊
    崇禎的繼位，敲響了魏忠賢一伙的喪鐘。他除客魏，黜閹黨，優(yōu)恤被害的東林黨人，一時間，瀕臨潰滅的明帝國似乎又出現(xiàn)了一線生機。崇禎元年(1628年)，27歲的史可法殿試中進士。由于殿試是皇帝在殿廷上親發(fā)策問的考試，史可法一躍成了名義上的“天子門生”。明清時代錄用官吏是很重進士出身的，仕宦之途在這個27歲的年輕人眼前豁然展現(xiàn)了。禍國殃民的魏忠賢被鏟除.，恩師的沉冤得到昭雪，自己在科場上連戰(zhàn)連捷，這一切對于當時的史可法來說，都是十分愜意的事。此后的事實表明，在史可法的忠君思想中，是揉合著對崇禎皇帝朱由檢感恩圖報的深情的。
    史可法在中進士后，被授予西安府推官之職。從此踏上仕途。在崇禎朝從政17年，史可法一直是“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在任職西安府的三年中，史可法賑荒濟民，除奸斬盜，辦事果斷干練。三年任滿，考察官績，史可法因列為最優(yōu)等而升遷為京師戶部主事。他在任主事期間勤廉奉公，于崇禎七年再次被擢升為戶部郎中，督管太倉及遼餉，將太倉和遼餉的出入帳目督管得清楚明了，不差絲毫。
    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陜北的農民發(fā)動起義，起義軍渡過黃河，與河南的農民軍匯合，聲勢浩蕩，大舉南下，直搗明王朝的發(fā)祥地中都鳳陽(今安徽鳳陽)，崇禎朝廷十分恐懼，但懾于農民起義軍的龐大聲勢，無人敢領命帶兵去設防堵截。此時己任戶部郎中要職的史可法出于對朝廷的耿耿忠心，他情愿放棄安閑的京官生涯，去到兵兇戰(zhàn)危的江北地區(qū)堵截農民軍。崇禎八年(1635年)秋天，明廷派盧象升總理江北、河南、湖廣等地軍務，大舉圍剿農民軍;而以史可法為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jiān)江北明軍。盧象升和史可法在與農民軍作戰(zhàn)時是頗為兇惡的，可是又都先后壯烈犧牲于抗清戰(zhàn)場上，表現(xiàn)出了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
    在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以前的三年多的時間里，史可法率領著不多的明軍在安徽境內為進攻或防御農民軍而疲于奔命。他不曾與高迎祥、李自成等重要股頭交過鋒，也沒和張獻忠打過大仗，主要是和一些較小股頭的農民軍周旋。一次作戰(zhàn)時，他爭先沖鋒陷陣，連敗農民軍于英山、六合，虜獲農民軍首領順天王。崇禎十一年冬，清軍由墻子嶺、青山關兩路入關，大舉攻明，北京戒嚴。當年臘月，史可法率二千余人北上赴援。從此以后，便與農民軍脫離接觸。
    由于清軍退回關外，史可法在率軍渡過黃河后“奉旨止回”。崇禎十二年(1639年)夏至十四年(1641年)夏，史可法遵照封建禮制，在家守父喪三年，暫時離開了政治舞臺。崇禎十四年陰歷九月，史可法的喪服剛除，即被任命為漕運總督，這是一個保障東南地區(qū)的大米通過大運河輸送到北京的重要官職。史可法在任上大力興利革弊，成績卓著。整頓漕運之后，史可法又致力于江淮間建立軍事重鎮(zhèn)，以保證關聯(lián)七省的漕運暢通無阻。他在轄區(qū)內開屯田，招募流亡的百姓，修城墻，訪察賢明人士幫助自己處理軍政事務，終日忙得不亦樂乎。在他的經(jīng)營下，江淮南北，百姓安居樂業(yè)，軍隊衣足糧豐，一派欣欣向榮。崇禎十六年(1643年)陰歷七月，史可法升任南京兵部尚書，參預軍機，成為支撐即將坍塌的明帝國的一根棟梁。
    回顧這十六年來的歷程，史可法的官運是亨通的。如果換上別的人，恐怕早巳是姬妾成群、家財累萬了。然史可法依舊兩袖清風，經(jīng)濟上并不富裕，給家中寄錢，最多一次也不過銀五十兩，銀杯一只。并多次叮囑妻子“可將首飾變賣充用度”，又讓妻子從少量的用度中勻出一部分救助貧苦親戚。崇禎朝內的一些人對他的廉潔表示懷疑，曾在他回家奔父喪時，事先派幾名宦官在涿洲等候，檢查其行囊。使宦官們大為驚奇的是：史可法帶回家的只有兩個銀杯、扇子十七柄、奠章三十二軸而已。這件事情傳到皇帝耳中，一向愛猜疑的崇禎帝感嘆萬分，朝中的大臣甚至提出奪情(不等喪滿而強行要史可法出來做官)之議。
    節(jié)儉自律卻并不妨礙史公對他人的慷慨。服喪期間，史可法路過畫家崔子忠家，順便拜訪，見其已窮得揭不開鍋，身邊別無所贈，就留下自己所乘的馬，步行回家，其對人的恭敬友善可見一斑。
    史可法的繼室楊氏見他42歲還沒有子嗣，想要為其娶妾，史可法嘆息說：“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堅決不答應。史可法督師時，“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扇子)，冬不裘，寢不解衣。”平日作戰(zhàn)，吃的是粗茶淡飯，睡的是地鋪草墊。軍隊在六安駐扎時，生活較為安定，史可法也絲毫不放松，每日至夜不輟，凡事以國家為重，事無巨細皆親自過問，從不敷衍了事。他在士兵面前總保持精神振作，從不露出半點倦色。
    然而，將史可法這十六年的一切德行惠政都加起來，也不過說明他是個比乃祖史應元更大的清官而已。如果沒有最后的一年，也就沒有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史可法了。
    鞠躬盡瘁 力撐危局
    此時的明朝已是千瘡百孔，少數(shù)忠臣良將的勵精圖志已難挽其頹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白成稱王于西安，三月，李自成攻進北京城，崇禎帝知大勢已去，連殺數(shù)名妃嬪，并刀劈愛女長平公主，最后自縊于萬歲山腰的一棵老槐樹上。
    李自成已經(jīng)進京十天之后，有關大順軍逼近北京酌消息始傳到南京。史可法聞訊急忙會合南京的大員們，準備勤王。陰歷四月十四日，李自成進入北京、崇禎帝吊死煤山的確息，由明宮中逃出的宦官帶到了南京，問聽此訊，史可法史可法北向痛哭，誓為崇禎復仇。可是，他手中并沒有幾個兵馬，立即大舉北伐是不可能的，當務之急是盡早立君，表示明朝仍然存在，以維系人心，收拾殘局。史可法主張：“非英主不足以定亂”，他和姜曰廣、張慎言、呂大器、高弘圖等東林黨人認為福王朱由崧雖是神宗之孫，按次序固然當立，但此人有七不可：“不孝、虐下，干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不適合當皇帝，而應當立賢明有德的潞王朱常澇。史可法據(jù)此呈上疏議。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卻與閹黨分子阮大鋮等認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同時可有“擁戴之功”，便與擁兵江北地區(qū)的明將黃得功、高杰、劉澤清、劉良佐勾結，將昏庸的福王朱由崧弄到手中，居為奇貨，用兵力作后盾，搶先一步送往南京。形勢所迫，史可法等只有俯首聽命。五月，福王在南京稱帝，建立了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政權。東林黨雖然在君王擇立問題上受挫，但卻成功地掌握了內閣的權力，其中史可法為內閣首輔，掌握了朝中大權。
    馬士英眼看覬覦已久的權位沒能到手，不由大怒，便由風陽帶兵入朝，擺出了一副與史可法見個高低的架勢。最終把史可法排擠出內閣。史可法則以忠奸勢不兩立的姿態(tài)，自動請求督師扛北，出朝鎮(zhèn)守淮、揚，仍掛兵部尚書銜。
    這是南明弘光政權存亡的一個關鍵。史可法被馬士英等排擠出朝的消息傳出，南京城里一片嘩然。吳縣諸生盧渭奏疏中說：“秦檜在內，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之語，傳遍了朝野上下。廣大群眾清楚地認識到，馬士英之流是秦檜式的禍國奸臣，史可法是李綱式的民族英雄，現(xiàn)在有馬士英在朝中竊弄權柄，處處作梗，史可法在外再有本領，也無法獲取成功。此后的歷史進程，日益清晰地證實了這個論斷。
    為什么史可法擁有巨大的東南人望，并且當時朝中還是正人居多，卻如此迅速地被馬士英所排擠?這里的最深刻原因是，皇帝是偏向馬士英之流一邊的。當年萬歷皇帝曾想立寵妃鄭貴妃的兒子朱常洵為太子，東林黨人根據(jù)封建宗法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原則，堅決反對，結果朱常洵終被出封為福王。弘光帝朱由嵩是朱常洵的兒子，東林黨人是他的世仇，因此他對以史可法為首的東林黨人從心理上就是既疏且戒且忌的。閹黨余孽之所以看準了朱由嵩這個奇貨，主要也是因為這一點。對于這段恩仇記，史可法和馬士英一樣清楚，不過無法明言，被迫將這杯苦酒吞下而已。在此后的近一年中，史可法屢以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名言激勵自己，然而三國時的劉后主是將國事交給諸葛亮，現(xiàn)在的弘光卻是將國事交給馬士英，因此史可法雖有諸葛之忠謹而不能有諸葛之業(yè)績。
    揚州本是江北重鎮(zhèn)，南北交通樞紐，商業(yè)繁榮，向稱富庶之地。在揚州四周，有黃得功、高杰、劉澤清、劉良佐等四路大軍作為藩屏，固守江北。這就是晚明史上的所謂“江北四鎮(zhèn)”，史可法的職責，就是調度指揮這四鎮(zhèn)。然而四鎮(zhèn)將領為了爭奪揚州，相互廝殺，使揚州一帶景象殘破。一路上史可法看到官兵軍紀敗壞，騷擾百姓。到揚州城下，更是驚心動魄：城門緊閉，城外大兵云集、殺氣騰騰;城內嚴陣以待，劍拔弩張。高杰先到揚州城外，任兵士在城郊大肆掠殺百姓，搶奪財物，城外尸橫遍野，慘不忍睹。城外的百姓無法耕作，城內的百姓不能交易，真是民不聊生。揚州百姓送上豐厚的物品犒勞高軍，請求不要進駐。高杰自然不愿放棄快到嘴的肥肉，將揚州城圍困一個月;劉澤清不甘示弱，將軍隊駐扎在離揚州不遠的瓜洲小鎮(zhèn);黃得功則陳兵儀真，四足鼎立，虎視眈眈。四鎮(zhèn)中高杰氣焰囂張，最難安撫。史可法先連書三封，以飛馬傳送給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對他們曉以大義，然后親自赴三鎮(zhèn)勸說，使三鎮(zhèn)得以安定。之后史可法親赴最難對付的高營。高杰自恃有福王的安撫“手詔”，非常驕橫，但他素來敬畏史可法，知道他要來，內心十分緊張，連夜挖坑，掩埋尸骸。當他拜見史可法時，臉上仍是蒼白，脊背上冒著虛汗。史可法知道，其它三鎮(zhèn)只會擾民，不能指望靠他們抗敵;高杰雖然驕橫暴烈，難以駕馭，但他統(tǒng)率的數(shù)萬精兵，卻是能夠打仗的，任其橫行，則是一股禍水，將其籠住，則是一支力量。因此，史可法則和顏悅色，對高杰以誠相待，又一一召見高營的將士。這些和善的舉動，使高杰大喜過望，一心余悸頓時無影無蹤，當史可法嚴肅指出高杰不服從朝廷命令，妄圖搶占揚州時，高杰跋扈的本相便露出來了，他竟將史可法軟禁于城外的福緣庵中達月余之久。史可法卻利用這個機會，除做高杰的工作外，還對監(jiān)視他的高營兵將做工作，使得他們深受感動，盛稱史大人是個好統(tǒng)帥。高杰既為史可法之誠所感，撤出了揚州。史可法憑著他的“德望”，多方斡旋，總算使四鎮(zhèn)愿意聽命，消除了四藩爭奪揚州的戰(zhàn)亂狀況。
    揚州安定下來了，史可法為了廣召天下人才，設立禮賢官。又上《論人才疏》，主張打破常規(guī)，不拘資格，薦舉選拔人才，調軍前使用。他的禮賢館的確吸收了不少的人才，后來有的在揚州保衛(wèi)戰(zhàn)中犧牲，有的成為各地抗清活動的骨干。例如有個吳爾填，曾在北京失陷時歸順過農民軍，李自成從北京敗退，他回到南方，馬士英要治他“降賊”之罪，他便來投靠史可法，請求從軍“贖罪”，并砍下自己的小手指讓鄉(xiāng)人帶給父親，請父親予之以全部家產抗擊清軍。史可法不計前嫌接納了他。吳爾填后來果在揚州保衛(wèi)戰(zhàn)爭中壯烈犧牲。由于史可法任用了吳爾填這樣的“降賊”，朝中的反對派大作文章，大肆攻擊：“督師之地，為招亡納叛之區(qū);閣部之前，為藏污納垢之所?！睂τ趷阂庵袀?，史可法置之不理，不屑一辯。事實勝于雄辯，后來的揚州保衛(wèi)戰(zhàn)中，禮賢館的多數(shù)人都為抗清而獻身。
    此時清廷的《諭南朝官紳軍民文告》傳到了南方，這時南明方面才知道北京已為清所占，李白成敗退山陜。當時清朝吞并全國的圖謀還未充分表露，吳三桂則被訛傳為申包胥式的“乞師復仇”英雄，因此弘光朝廷上下正在做著封賞吳三桂與聯(lián)清滅闖的美夢。從表面上看，史可法一度也是附和的。但是，他并不是一味主張向清妥協(xié)，主要是想以此來延緩清軍的南下，抓住清軍與大順軍在北方“兩虎相斗，南牧未遑”的時機，北取中原。
    這個戰(zhàn)略意圖，在他的《請進取疏》中，表述得非常明白。應該說，站在當時南明的角度和立場來考慮問題，這不失為一個現(xiàn)實可行的方案。由于崇禎皇帝是李自成逼死的，當今皇上的父親福王朱常洵也是李自成處死的，“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身為大明臣子，此時史可法是連做夢也不敢想到與李自成聯(lián)合抗清的。作為南明的主要軍事負責人，他一心想的是要搶在清朝徹底打敗李自成之前，收復當時處于相對真空狀態(tài)的中原地區(qū)，以為下一步不可避免的抗清戰(zhàn)爭爭取到一個有利的戰(zhàn)略地位。此時史可法心中，是將“靖內寇”與“制外夷”等量齊觀的。隨著清朝統(tǒng)治中國野心的公開顯露，史可法便將注意重心轉到抗清上來了。
    就在史可法督師揚州、力拒清軍時，南明朝內一片混亂。馬士英奪取相權，重施“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故技，招納貪官污吏，陷害忠良，排除呂大器，姜曰廣、高宏圖等人。阮大鋮則被福王任命為兵部尚書，把持軍事大權，并企圖借“妖僧案”株連打擊史公。弘光帝朱由崧則以“萬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為座右銘，終日沉湎于酒色，與娼優(yōu)、樂人和梨園子弟在一起尋歡作樂，人稱“老神仙”。弘光元年八月，他又傳令選妃子，使得“閭井騷然，蘇杭民間婚娶一空”。朝中腐敗已達到極點。督師揚州的史可法面對這些情況，疾首痛心，屢次上疏勸諫，要弘光帝臥薪嘗膽，藉甲枕戈，獎率諸臣，報仇雪恥，恢復故土，告慰先帝，不可以以江南片席之地以求偏安。其疏中言辭極為懇切。然而弘光帝充耳不聞，依然故我，他和朝中人士皆依恃長江天險，仍典日逍遙，“清歌漏屋之內，痛飲焚屋之中”，毫無危機感。
    九月初，高杰與黃得功之間因著偶然事件，又爆發(fā)了沖突，雙方劍拔弩張，準備決一死戰(zhàn)。史可法費盡了力氣，好不容易才將它平息下來。為了動員高杰出師北伐，史可法連自己的督師府也讓給高杰妻兒住，自己住偏房。在史可法的精誠感召之下，高杰發(fā)生了很大的轉變，成為一名銳意進取的愛國將領。
    與此同時，發(fā)生了一件意義非同尋常的事件，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攝政王多爾袞致史可法的信到了揚州。史可法將書信上交朝廷，并且修書作答。這一來一往兩封書，詞令都很優(yōu)美，是歷史上燴炙人口的兩篇名文。多爾袞懷著滅亡明朝的勃勃野心，手握強大的八旗兵武力，在信中極盡縱橫捭閹、強詞奪理，氣焰咄咄逼人。他把清軍占據(jù)北京說成是“得之于闖賊，非取之于明國?！睗M清是為明朝報仇雪恥的，凡是忠臣孝子，都該感恩圖報。南明王朝另立國號，便是天有二日，是為敵國”。如果不歸順滿清，他便要與李自成合伙，一道來消滅南明。最后多爾袞又搬出吳三桂為樣板，用高爵厚祿向史可法進行誘降;還以貶弘光、捧史可法的手法，圖謀挑動弘光對史可法的懷疑和不滿。
    史可法剛剛調解了黃、高間的沖突，又遇到馬士英從中掣肘，弘光對他的信任度也極其有限，實力地位是十分疲軟的。在這種情況下，史可法復書的調子是語謙而意決，適當妥協(xié)而不失原則。他委婉地將多爾袞的無理要求和指責一一駁回。在多爾袞的來書中，還向史可法拋出了一個同以討賊為心的圈套。史可法舉歷史上“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為例證，向多爾袞提出“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的反建議。這就將了多爾袞一軍：你要“同以討賊為心”，很好，事成后得象回紇助唐一樣，退回到你的關外老家去。史可法的心中是并不當真相信會有此舉的，他在復多爾袞書后不久的《請討賊御虜以圖恢復疏》中，字面上雖仍是將“討賊”與“御虜”并提，實質卻是落實在“御虜”二字上。在滿清入關，滿漢民族矛盾蓋過了階級矛盾的當時現(xiàn)實情況下，史可法作為一個清醒的明朝政治家，對于致命威脅為誰是清楚的。他在奏疏中曾著重地提醒弘光：“虜(按：清朝)必圖南”，“和議固斷斷難成”。在復書的最后一段，史可法表明了自己“鞠躬致命”、“光復神州”的堅強決心，義正詞嚴地拒絕了多爾袞的誘降陰謀。
    繼清廷企圖誘降史可法事件之后，南明派遣赴北京議和的副使陳洪范只身狼狽回到南京，他帶來了正使左懋第被拘留(后被殺害)，清軍即將大舉南下的兇訊。和談的美夢象肥皂泡一樣破滅了，黃河沿岸到處有清軍蹤跡，前線羽檄交馳，紛紛告警。由于馬、阮的掣肘，四鎮(zhèn)的內訌，經(jīng)營中原良機坐失，黃河天險已與清軍共有。
    此時，面對清軍，史可法只有積極防御，他認為現(xiàn)在必須守住黃河南岸。只有守住了黃河才能守住淮河，守住了淮河才能守住長江?？墒钦l敢到第一線與清軍對峙呢?高杰挺身站了出來!他奮然率部北上，進抵黃河南岸，身先士卒，沿河設防。他在與劉澤清書中說：“近日河南撫鎮(zhèn)接踵告警，一夕數(shù)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有北兵，問渡甚急，……時勢至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這一片忠勇愛國之心，多么象史可法啊!如果說，當年左光斗為國家和民族發(fā)現(xiàn)并培育了一株棟梁之材的話，那么現(xiàn)在史可法為國家和民族終于將一匹害群之馬馴訓過來了。
    這年十一月，清兵由山東南下占領宿遷，包圍邳州，史可法派總兵劉肇基率領軍隊反擊清軍，收復宿遷。此時，江北局勢十分危急，史可法以血書飛報朝廷請求援助。馬士英反誣史可法，面對閣臣冷笑說：“史可法必是想到快年終了，將士須犒賞，軍費須報銷。此時報功，開口要錢，是兵立功未必可靠。”他漫不經(jīng)心，拒不發(fā)放糧草，也不派兵援助。而各將也采取觀望態(tài)度，沒有進兵之意，并且屢次相互殘殺。弘光元年正月，寒意襲擊著整個江北，諸軍已斷葷絕飲。此時，意外的悲劇發(fā)生了：高杰進抵睢州后，被睢州明將許定國設計誘殺，然后渡河降清。噩耗傳來，史可法傷心得淚流滿面，連連頓足說：“中原完了!”
    高杰出師未捷身先死;本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然而有人卻別是一種肺肝。馬士英想趁機以自己的黨羽來控制高營，其它三鎮(zhèn)想趁機并吞高營，擴大自己的人馬和地盤。此時高營各部群龍無首，紛紛由前線南撤，他們既不買馬士英黨羽的帳，更對其它三鎮(zhèn)的企圖感到憤怒，成了一支誰也管束不了的亂軍。這局面自然又要由史可法來收拾了。史可法東奔西走，安撫高杰軍。
    這時，西路清軍已占領歸德(今河南商丘)，繼續(xù)南下，進逼長江;東路清軍已從邳州、宿遷進逼淮南，形勢十分危急。此間，弘光王朝內部又先后發(fā)生所謂“南渡三疑案”。這“三疑案”是：第一，“大悲案”。大悲是個和尚，俗家姓朱，潞王朱常澇佞佛，曾和他認做本家。由于東林黨人曾想擁立潞王，所以弘光對潞王一直嚴加防范，生怕他奪了自己的皇帝寶座。大悲來到南京后，弘光懷疑他是來為潞王刺探情報，便將他下到監(jiān)獄，定成死罪。第二，“太子案”。有個自稱是崇禎的太子朱慈娘的年輕人，從北方輾轉來到南京。弘光又怕自己的寶座被他奪去，匆匆定其為偽，投入獄中。第三，“童妃案”。當年李自成攻下洛陽，時為福王世子的朱由崧扒城逃脫，在開封與周王府宮女童氏私相結合。而今童氏千里尋夫來到南京，他卻堅不承認，拒不見面，將她投入獄中折磨至死。
    這三案鬧得滿城風雨，引起一系列的惡性連鎖反應。童妃案將弘光本人置于被懷疑的尷尬地位。人們疑心他是假的，怕童氏說出真相來，所以要殺人滅口。大悲案使閹黨如獲至寶，他們趁機將史可法等東林黨人列為大悲的同黨，想除之而后快。太子案的后果更其不可收拾，如果說腐敗透頂?shù)暮牍庑〕⒌膹蜏缡菤v史的必然，那么三疑案，特別是太子案就是一副加速其滅亡進程的催化劑。
    弘光元年三月，雄據(jù)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以太子案為借口，打著“清君側”的旗號率領大軍浮江東下，聲討馬士英、阮大鋮。左良玉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這個時候發(fā)動兵變呢?這還得從左良玉本人說起。左良玉早年受東林黨人侯恂的提拔，由普通士兵晉升為將軍，所以他與東林黨人關系較好，從而與閹黨乃至弘光互相猜疑戒備。一些被馬、阮之流迫害的東林黨人，紛紛投到左良玉的保護傘下，從而更加深了雙方的對立情緒。馬、阮不敢與左良玉公開翻臉，暗里卻經(jīng)?？丝圩筌娂Z餉軍需，并筑板磯城暗防之。左良玉對此很是不滿，遂萌生反叛之心。恰在這時，朝內又發(fā)生了偽太子案。于是左良玉假為兵端，起兵發(fā)難，矛頭直指馬、阮二人。
    與此同時，豫親王多鐸率領的一支強大清軍，在攻破潼關，進占西安，擊敗李自成之后，正以狂風暴雨之勢，橫掃中原，直撲江北，進抵淮河一線。在這敵情萬分嚴重之際，馬士英竟操縱弘光，命令史可法盡撤江北明軍來打左良玉。史可法急忙上疏懇切陳詞，指出清軍大舉南下，關系國家存亡，江北之兵千萬不可撤。他并且表示愿意親赴左營，調停解決這場內部斗爭。然而，馬士英等對左良玉既畏且恨，他們公然無恥地宣稱：“與其死于左，不如死于北”，“寧可叩北兵之馬，不可試南賊(按：左良玉)之刀?！甭豆堑乇憩F(xiàn)了準備向清軍屈膝投降的漢奸面目。他們已將黃得功部調來打左軍，還要調二劉入衛(wèi)，連史可法本人也迫于君命難違，不得不率軍馳赴南京。本來十分脆弱的江北防線，就這樣未經(jīng)一戰(zhàn)便稀里嘩啦地散架了。
    正巧此時，左良玉途中病死，其子左夢庚繼續(xù)向南京進兵，被黃得功部所擊敗。弘光帝又命史可法回守防地，不必入朝。史可法登上燕子磯頭，遙望鐘山與南京城垣，心頭百感交集，南向八拜，痛哭而返。
    烽火揚州 百戰(zhàn)孤城
    弘光元年四月，清軍乘南明弘光政權內亂渡過淮河，每日推進50里，情勢緊迫。史可法馳歸揚州，尚未吃飯，就聽得城中一片亂亂哄哄，說是許定國要引清軍來殺盡高杰舊部。十四日剛交五更，高營兵將便擁著高杰的妻兒斬關奪門而逃騾馬船只搶劫一空。偌大一個揚州，頃刻之間成了不設防的城市。緊跟著，十五日清軍前哨部隊就到了揚州西北郊的斑竹園。史可法以“血書寸紙”馳報兵部請救，并急檄江北各處明軍來援，但此時兵部尚書的要職已被阮大鋮所竊取，他正想借刀殺人，除掉心頭大患，又豈肯發(fā)兵!所以僅劉肇基等少數(shù)將領應命。
    十八日清軍漸集城郊，一面進行誘降，一面等待紅衣大炮運到便行攻城。十九日，多鐸派降清明將李遇春到城下說降，史可法令義子史德威痛斥其“負國背恩”，遇春無恥地挑撥說：“公忠義聞于華夏，而獨不見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下令射死這個漢奸，嚇得李遇春狼狽逃去。多鐸又遣人持書招降，史可法說：“吾為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命勇士追下城去，將來人扔進護城河中。多鐸知道史可法深得人心，決心招降他，讓他成為洪承疇第二，為清朝征服江南賣力。于是在二十日又五次遣人持書至，史可法一概不予拆封，當著來人的面投之火中。由于揚州已被占壓倒優(yōu)勢的清軍包圍，外援斷絕，史可法知孤城早晚必將陷落，決心城亡與亡，以身殉國。十九日史可法在城樓上寫了上奏朝廷的遺表;二十一日，再次作書與母親、岳母、夫人訣別，這是史可法的絕筆了。
    到了二十二日，多鐸見招降不成，開始架炮轟城。密集的炮彈將城墻上的雉堞擊毀了，史可法指揮軍民隨毀隨修復;城墻被轟缺口了，立即用盛土的草袋填補起來。敵人的炮火嚇壞了剛入援不久的甘肅鎮(zhèn)總兵李棲鳳、監(jiān)軍副使高岐風兩個軟骨蟲，他們竟想劫持史可法一道去投降，史可法正色斥責說：“這里就是我的死所，你們想圖富貴，請自便。”這兩個變節(jié)分子擁有四千余人，它幾乎是一半的守城兵力，史可法當時既不可能用武力解決他們，又恐勉強留著發(fā)生內變，只得聽之投敵。李、高率部投清后，守城的兵力更加單薄了。本來，多鐸連日屯兵堅城之下，軟硬兩手都不得逞，又“野無所掠”，攻城決心曾有所動搖，恰好此時李、高率部來降，盡告以城中實況;許定國這個漢奸更是力言：“揚城無援，更待數(shù)日可破?！庇谑?，多鐸乃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一舉攻下?lián)P州。
    四月二十五日，這是中國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這天一清早，清軍便在多門紅衣大炮的掩護下，用人海戰(zhàn)術向揚州城發(fā)動狂濤般的猛攻。史可法一面令人持牌告諭市民：萬一城破，敵人問抗拒不降之罪，有史可法一人當之，決不連累全城百姓;面禱告上蒼，下令開炮狠狠還擊。數(shù)百名清軍在反擊的炮彈下斃命了!多鐸氣得象頭狂怒的野獸，他親自督陣，用紅衣大炮猛烈轟城，炮聲隆隆如雷，硝煙遮天蔽日，城墻多處崩坍。而守城軍民卻前赴后繼，屹立城頭，寸步不退。清軍架起登城器械攻城了，城上軍民以飛蝗驟雨般的亂箭和擂石，將“蜂擁蟻聚”的敵人殲滅在城墻底下。清軍死了一批又一批，城下的尸體越聚越高，以至最后清軍竟靠踩著堆積的尸體，肉搏登城。
    敵人潮水般的涌上城頭了!起先，史可法曾與總兵莊子固約好：萬一城破，就由莊子固將自己殺死，以免被俘?，F(xiàn)在事到臨頭，莊子固卻怎么也下不了手。史可法迅速拔刀自刎，刀刃剛接觸頸子，便被莊子固和參將許謹奪刀抱住，衣襟上已是頸血淋漓。史可法又叫義子史德威動刀，史德威也哭著不依。數(shù)十名將校幕僚擁著史可法向小東門突圍，而東門已被攻破;又折走南門，此時后面追兵已至，許謹、莊子固等都中箭犧牲，義子史德威仍死命相隨，而前面又來了一支清軍，史可法見事已至此，乃奮然大呼：“我就是史督師，快引我見你們主帥!”
    清兵將史可法綁于多鐸面前，多鐸敬重史可法，相待如賓，口中直呼先生：“現(xiàn)在先生已經(jīng)盡了做臣子的忠心，不為叛國了。如果能為我收拾江南，定當不惜以重任相委。”史可法回答：“我身為朝廷大臣，豈肯茍且偷生作萬世罪人!我頭可斷，身不可辱，愿速死，早從先帝于地下?！倍噼I仍不死心，又說：“君不見洪承疇的榜樣么?”史可法以蔑視的口吻回答說：“承疇身受先帝厚恩，而不能死節(jié)，實屬不忠之極，我怎能跟他學!”這時，楊遇蕃這個動搖分子也來給多鐸幫腔了，他勸史可法暫且不死，以救百姓。史可法厲聲怒斥這個膽小鬼，越說越動火。多鐸見親自誘降仍不成，惱羞成怒，馬上露出了征服者的兇殘嘴臉，他拔出佩刀便朝史可法砍來，史可法迎著刀鋒，巍然挺立不動。多鐸被這大無畏的氣概鎮(zhèn)住了，他倒退數(shù)步，連呼“好男子!”
    多鐸又想玩弄誘降把戲，而史可法態(tài)度愈益嚴厲。多鐸絕望之余，狠狠地說：“你既要做忠臣，我就成全你的名節(jié)!”史可法坦然回答說：“我早就下定了城亡與亡的決心，你可以將我碎尸萬段，但揚州百萬生靈，既屬于你，當示以寬，萬不可殺戮?！闭f罷，他慨然就義于南城樓上，時年四十四歲。史可法與揚州全城軍民的心連在一起，血流在一起，尸體也混在一起，至今揚州梅花嶺下葬釣乃是他生前服用過的衣冠——這位民族英雄的“衣冠垛”。
    史可法在怒斥多鐸、壯烈殉國之時，全城軍民正與敵人進行著浴血巷戰(zhàn)。僅文武官員，壯烈犧牲的就達二百人以上，一時奮戰(zhàn)而死的軍民，多至無法統(tǒng)計。這是清軍進攻南明以來所遇到的第一次頑強抵抗，它開了后來嘉定、江陰全城奮起抗清的先聲。多鐸將全部仇恨都傾瀉到揚州百姓的身上，他下令屠城十日，在屠殺了全城數(shù)十萬人民之后，才行“封刀”。
    在史可法犧牲后的二十天，多鐸進入南京，弘光逃走被俘，后與潞王朱常澇、所謂“北來太子”一道，斬于北京宣武門外的柴市，一場加速弘光小朝廷覆亡步伐的無聊官司，至此徹底了結。而在史可法犧牲后的一個星期，李自成為英王阿濟格所率清軍擊敗，在通山九宮山區(qū)被地主武裝殺害。一連串的重大事件，標志著一個階段的結束，歷史又將展開新的一頁。史可法為國家民族鞠躬盡瘁的精神與寧死不屈的氣節(jié)，鼓舞和感召著江南人民的抗清斗爭，“嗣三吳兵起，咸日可法尚在，競借其聲相慰奮?！倍r民軍將領們則與繼起的南明政權聯(lián)合起來，在更為廣闊的地域里，進行了一場持續(xù)二十年之久的聲勢浩大的抗清斗爭。
    史可法的復書，受到清統(tǒng)治者的贊揚。清乾隆皇帝曾作御批：“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卒再一讀，惜可法之孤忠，之嘆福王之慧，有如此臣而不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至淪亡也?！辈⑹饭c宋代的文天祥相提并論。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即史可法就義一百三十年，乾隆帝賜其謚“公正”，并派人為史可法建祀立碑，題像賦詩，贊辭頗佳?！肮?jié)秉清剛，心存于濟，危顛難救，正直不回?！笔房煞ǎ@位明朝的孤臣赤子，在朝時未得重用，死于清軍之手，而死后卻獲得清朝皇帝的如此禮遇，可見其忠義之舉感人之深。
    史可法歷經(jīng)了神、光、熹、思及弘光五朝，以一介書生，受命于國家危難之秋。從政十七載，由推官逐步升為南京兵部尚書，直到南明首輔，官位至極，無不以其功德獲得提升。他一生廉直恭毅、平易近人、克己奉公。在民族危亡之時，不避艱難，屢次上疏諍諫，與高弘圖、姜曰廣協(xié)心戮力，同輔弘光，不為高官厚祿所誘。然弘光帝不思進取，昏庸至極，奸臣當?shù)?，災歉頻繁，民心已失，士氣墮落，南明政權已是風中之燭，無御敵之力。以史可法為首的忠良力量單薄，孤掌難鳴，無法挽回亡國之勢。史公最終以身殉國，真可謂“數(shù)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其氣浩然長存于天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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