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是指兩個國家議訂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國的領土上為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的另一國設立的合法的外國人居住地。在中國是指近代歷史上帝國主義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強行在中國獲取的租借地的簡稱，多位于港口城市。
現(xiàn)在租界由于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被大部分歷史學家認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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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界碑
歷史上19世紀中葉以前的日本、印度、伊朗等國家均有租界的存在。1845年11月15日，英國在中國上海設立了近代史上的第一塊租界。
起源
“租界”這一名詞在中文中出現(xiàn)的時間為1860年代。一般認為，租界要具備中外文件條約作為依據(jù)，有明確的地域四至，區(qū)域內的外國居留民行使獨立完善的行政、司法體系。中國的租界制度以最早建立的上海租界為藍本，并影響到其他租界。租界最主要的特點是內部自治管理，并不由租借國派遣總督，而是成立市政管理機構——工部局，擔任市政、稅務、警務、工務、交通、衛(wèi)生、公用事業(yè)、教育、宣傳等職能，兼有西方城市議會和市政廳的雙重職能。
性質
與被割讓的領土不同，租界在名義上其領土仍屬出租國，并且自身不具備治外法權的屬性。但歷史上租界使用國均是借由本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取得公民領事裁判權。租界的行政自治權限制了租讓國在其區(qū)域內行使行政權，部分租界甚至還有立法權限(《中國人權發(fā)展紀錄》，第一章第5節(jié))。租界的領土主權所有國將租界視為外國領土，不敢輕易干涉租界內部事務，更別提軍隊、警察開駐，因此難以對租界內的行為進行司法活動，要從租界引渡犯罪的非租界使用國公民一般就會很困難。這個特點也往往令租界成為一些持不同政見者或戰(zhàn)爭時期平民的最佳避難場所。
與近代各國在北京設立的東交民巷使館界不同的地方在于，租界是許可外國人(不僅是外交人員)進行任意不違反國籍所屬國的活動。換言之就是租界內的活動可能有違反租借地所在國法律的行為。同等性質的還有“居留地”。
主要分布
租界一般分布在沿海、沿河等通商口岸或便于貿易活動的城市中，換言之就是外國資本主義能夠進行經濟活動的地點。由于租界的特點，外國人多愿意在租界投資辦廠或從事貿易活動，此外也建立教堂進行傳教、開辦具有本國特點的學校、醫(yī)院、墳地等附屬設施。因而租界的經濟文化繁榮程度往往遠高于其周圍的地區(qū)，依照城市發(fā)展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成為該城市的商業(yè)中心，并以租界為中心向外慢慢擴張，為城市留下有別于傳統(tǒng)文化的，濃厚的外國特色。并成為拉動城市部分相關行業(yè)發(fā)展的契機。對于相當多曾經是通商口岸的城市而言，其城市的幾何中心一般都有租界的影子，可見租界對部分城市區(qū)位因素的影響。
租界的危害
租借的存在嚴重侵犯了一個國家的領土主權的完整，是一種變相的殖民統(tǒng)治區(qū)。由于租界內的種種特權，這些特權也嚴重的侵犯了一個國家的司法的主權。
介紹
中國天津法租界一隅歷史上中國租界內的商務活動為拉動通商口岸城市經濟發(fā)展，刺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傳播近代民主、科學文化，提供宗教信仰和政治宣傳起到了很大作用，部分租界內共公設施完善，治安相對平穩(wěn)，為部分政治流亡者提供庇護，如魯迅就曾在租界生活過，并影響了他的政治觀念。其《且介亭雜文》的“且介”二字就來自于“租界”兩字。租界繁榮的經濟發(fā)展，吸引了相當數(shù)量的中國上游階層，在那里定居，消費。上海正因其繁榮的租界，被時人稱為“十里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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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很快成為中國各地租界的代名詞?！∽饨缭?9世紀末20世紀初，一直是發(fā)展遲滯的中國城市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租界由于其不受中國法律管制，煙館、妓院等大量不符和中國人傳統(tǒng)思維的事物租界中隨處可見。尤其是鴉片館，在當時很多中國人看來，租界許可這種摧毀中國人意識的毒瘤可以公開在租界中出現(xiàn)，是外國人對中國的蔑視和敵對的最好寫照。因而在租界煙館門外，時有暴發(fā)沖突。
在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允許中國人前往國外做工后，出現(xiàn)大量外國人通過非法手段通過租界將中國人帶往國外做苦工的事件。在西方，奴隸貿易早已被法律所禁止，而實際上中國勞工是被這些外國人所買賣，用于開發(fā)海外殖民地。
對于勞工出國協(xié)定，一般的華工根本不知其含義。在尋找出國華工的時候，廣東、福建甚至發(fā)生了外國人利用武力強制中國人簽約出國，導致一段時間內人們對華工出國一事噤若寒蟬。曾任美國駐華公使的伯駕就曾指出：“(中國的)苦力貿易原來同奴隸貿易是一模一樣的?！彪S著華工出國現(xiàn)象產生了對這些工人的蔑稱“豬仔”。
各國在華租界數(shù)目
據(jù)統(tǒng)計，中國自1845年英國從《上海租界章程規(guī)定》中取得第一塊租界，至1902年奧匈帝國設立天津租界。前后共有27塊租界，其中有25塊租借國單一的專管租界，2塊公共租界。
各國租界的分布：(1911年)
英國 6處：
天津英租界
漢口英租界
廣州英租界
九江英租界
廈門英租界
鎮(zhèn)江英租界
上海英租界
日本 5處：
天津日租界
漢口日租界
蘇州日租界
杭州日租界
重慶日租界
法國4處：
上海法租界
天津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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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灣法國公使署舊址
漢口法租界
廣州法租界
德國2處：
天津德租界
漢口德租界
俄國2處：
天津俄租界
漢口俄租界
意大利1處：
天津意租界
奧匈帝國 1處：
天津奧租界
比利時1處：
天津比租界
1931年中國收回天津比租界
公共租界 2處：
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合并而成)
鼓浪嶼公共租界(英、美、德、法、西、日、丹麥、荷蘭、瑞典-挪威)
天津最高峰時有9個國家設立租界(天津美租界在1902年合并入英租界)
外國占領土地其他形式
除租界外，外國在中國的領土占領還有以下幾種形式：
租借地：由租借國通過條約獲取。與租界所實行的工部局自治的管理形式不同，租借期內租借國在租借地內擁有并行使排它的主權，因此租借地具有殖民地性質。例如大連、青島、威海衛(wèi)、廣州灣。在中國，租界的法律地位最初是南京條約附件規(guī)定的：中國政府許可了英國人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造房屋以及永久居住的權利。由于列國條約中一體均沾條款的存在，各國很快都享有了在通商口岸活動的權利，并將這種權利用各種手段，包括合法談判和武力脅迫的手段，將權利不斷擴大，但唯一不變的就是租界只存在于通商口岸。而諸如新界、旅順、膠州灣等租借地(Leased territory)則不同于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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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地的租借時間往往長于一般租界，并且這些地區(qū)不但允許外國軍隊駐扎，還由外國人完全掌握當?shù)氐男姓?例如駐青島的德國膠州灣總督、日本關東州長官、英國威海衛(wèi)租借地總督等)，中國官員不能決定這些地區(qū)的行政事務。這是租界與租借地的最大區(qū)別。
鐵路附屬地：俄國及日本在其管理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兩側取得的附屬用地，擁有行政、駐軍、警察等多種權力，中國在此區(qū)域內的主權受到限制。鐵路附屬地的性質類似租界，但范圍遠比租界為大。
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qū)：根據(jù)1901年辛丑條約，由英國11國共同管理的地區(qū)，行政司法等職能由各國使館行使，這一點既有別于租借地的總督統(tǒng)治，又有別于租界的工部局管理。
避暑地：江西牯嶺鎮(zhèn)(Kuling，廬山)、浙江莫干山、河南雞公山、河北北戴河以及福州鼓嶺(Kuliang)等。這些地區(qū)限制中國人購置地產，并組成類似工部局的外國人自治管理機構。
附屬于租界的越界筑路區(qū)、租界預留地等。例如上海公共租界日本區(qū)，又被稱為“上海日租界”。
租界的收回
租界是中國近代史中影響中國政局的因素之一。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多在租界內策劃。比如辛亥革命時期湖北軍政府和清政府的談判就是在其內部壓力下，受到外國勢力的干涉而選擇在上海的英國租界展開。此外，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后轉移到嘉興)。包括五卅運動在內的大量示威游行路線也多經過租界，以示對外國勢力的不滿。租界在中國作為主權喪失的象征，中國歷屆政府都在為收回租界而與租借國展開收回租界的談判。1917年開始，各地的租界被中國政府陸續(xù)收回。
以下是部分租界收回的時間表：
1917年，中國北洋政府參加歐戰(zhàn)協(xié)約國，對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zhàn)，收回了漢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奧租界。
1924年蘇聯(lián)宣布放棄原俄國在華租界。
1927年1月3日武漢國民政府在共產黨的支持協(xié)助下，成功收回漢口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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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國民政府接管漢口英租界
1927年1月10日 武漢國民政府在共產黨的支持協(xié)助下，成功收回收回九江英租界。
1927年3月24日，國共北伐軍進入鎮(zhèn)江后，英國領事懷稚特主動撤退巡捕，共產主義青年團特支與國民黨市黨部派工人部長去上?？偣W習組織工會的經驗，返鎮(zhèn)后數(shù)天時間，火柴廠、面粉廠等十幾個大廠與行業(yè)領先成立了工會組織。鎮(zhèn)江商會會長陸小波率領商團進入租界，接收工部局、巡捕房，改由鎮(zhèn)江公安局設立警署。全體英國僑民撤出。因此，該租界的行政管理權這時已被收回。到4月份，風云突變，國民黨清黨，延至1929年11月15日，才正式舉行收回鎮(zhèn)江英租界的典禮。
1930年9月17日 國民政府收回廈門英租界。
1931年1月15日 中國政府收回天津比利時租界。
比利時在天津雖有租界，但比租界設立期間，并未做何開發(fā)建設，甚至連一座標志性建筑亦未建。1927年1月27日，中國北洋政府與比利時進行雙邊條約談判，比方便宣布，愿將租界歸還中國。1929年改為國民革命軍占領天津的南京國民政府與比進行了相關談判，終在當年8月31日在津簽訂了《比利時交還天津比國租界協(xié)定》，只是延至1931年1月15日，雙方才互換了協(xié)定批準書，從而完成了租界交接的所有法律程序。
1943年1月，美、英兩國審時度勢廢除了歷史上與清政府簽訂的有關不平等條約，與戰(zhàn)時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改訂新的條約，取消了治外法權和在華的租界，中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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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存在百年的租界從法理上結束了它的歷史。(1943年3月，日本曾將杭州、蘇州、漢口、天津四處日本租界“交還”汪偽政府，8月，汪偽政府又象征性地“接收”了日本控制下的上海租界，以上均為日本及其控制的偽政府之間表演的鬧劇)
1945年中國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政府宣布“收回”除了香港租界外的所有的在華租界和租借地。租界雖然名義“收回”了，但租界內的外國公產一直無法收回。例如上海的租界雖早已取消，但法方迄未交回公產十四處。這些產業(yè)均系過去法國帝國主義憑借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取得的，公產不收回，租界就不是真正的“收回”。真正完全的取消租界和收回外國公產，以及各種外國特權的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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